角落，各路瘋狂男女，在狹窄的地下室裡奮筆疾書，但是，他們沒有我這麼走運。
我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隻是具有創作的沖動。
就這樣，每一天，我清理我的網孔，仔細研究掉落下來的碎渣，那些是我觀察的片段，記憶的片段，思考的片段。
從那些堵塞網孔，沒有落入下水道，最終沉人我潛意識的物質中，我努力地找尋着。
路易斯，拉莫，那個寫西部故事的作家，假如他和我同時站在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池塘邊上，假如他和我幾乎在同一時間産生了靈感，毫無疑問，我們倆都會馬上坐下來，用文字寫出我們的感受。
他可能會寫，在幹旱的季節，每一個人都有用水的權利。
那麼，我呢？很有可能，我會描述一個猙獰的龐然大物，從甯靜的水面一躍而起，抓走了羊羔……馬匹……後來，還抓走了人。
路易斯·拉莫癡迷的是美國西部的曆史，而我熱衷的卻是黯黯星光下滑行而去的生靈。
他描寫西部，我描寫恐怖。
我們倆都是一根筋。
手藝讓人無法割合，這種情結很是危險，仿佛腦子裡插了一把刀。
在某些情形下—腦海裡閃現出迪倫·托馬斯，以及羅斯·洛克裡奇、哈特，克雷恩和西爾維亞，普拉斯一刀鋒會轉向磨刀之人。
藝術是一種局部的病痛，通常是良性的——有創造力的人往往長壽——有時也會是緻命的癌症。
你小心翼翼地握着那把刀，因為你知道，刀本身并不關心它将落在何人身上。
如果你夠聰明，你輕輕篩選那些淤泥……因為有些淤泥有生命。
處理完畢你為什麼寫那種故事的問題，随之而來的是：為什麼人們會去讀這些故事？賣點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隐藏着某種假設，即：喜歡閱讀恐怖、驚悚小說的讀者肯定心理不健康。
讀者給我的信一般都是這樣開頭的：“我猜想，您會以為我有些怪異，可我就是喜歡《撒冷鎮》”，或者，“也許我不太正常，可我就是喜歡《閃靈》，從頭到尾都喜歡……”
我想，答案可以從《新聞周刊》雜志上的一篇影評裡找到。
那篇文章評述的是一部恐怖電影，算不上一流。
文章裡有句話是這樣說的：“……滿足了那些喜歡停下腳步，圍觀車禍的人。
”簡短的一句話，但是，如果你細細品味，你會發現，這句話适用于所有的恐怖電影和小說。
《活死人之夜》這部電影充斥着人類自相殘殺的恐怖場景，對于那些喜歡停下腳步，圍觀車禍的人來說，的确是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驅魔人》裡那個把豌豆湯吐了牧師一身的小女孩？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庫拉》可以媲美任何一部現代恐怖作品（這很正常，因為它是第一部公開帶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色彩的作品），講的是一個名叫雷菲爾德的瘋子，他吃蒼蠅，吃蜘蛛。
最後，他吞下一整隻小鳥，然後又吐了出來。
小說還描寫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吸血鬼被施以刺刑——也可以說，刺穿心髒的酷刑——以及一對母嬰被謀殺的場景。
著名的超自然作品常常也體現了“放慢腳步，圍觀車禍”綜合征。
比如：貝奧武夫謀殺格倫德爾的母親；《洩密的心》裡面的叙述者肢解了他患有白内障的恩人，然後把屍塊藏匿于地闆之下；托爾金的《魔戒》三部曲的終篇裡霍比特人山姆和大蜘蛛夏洛伯的生死之戰，等等。
肯定有人會執着地反對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亨利·詹姆斯在《螺絲在擰緊》中并沒有給讀者展現任何車禍的場景。
他們說，納撒尼爾·霍桑的恐怖故事，比如《好小夥兒布朗》和《牧師的黑面紗》，比《德拉庫拉》更勝一籌。
這些說法簡直毫無道理。
他們提到的這些作品也屬于車禍類的，雖然屍體已經被搬離了現場，但我們看見了已經變形的車輛和殘留在座椅上的斑斑血迹。
精妙的筆觸、簡單的情節，以及理性的缺失，貫穿《牧師的黑面紗》。
從某種角度說，它帶來的恐怖效應超過了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蛙類怪物，或者愛倫·坡《深坑與鐘擺》中的火刑。
事實是——我們大都心裡明白——夜晚發生在收費公路上的車禍，我們穿過警車的包圍，看見燈光下的車輛殘骸，那種令人心驚肉跳的場景，誰都無法忘記。
清晨，老年人拿起報紙，首先翻到訃告欄。
在那裡，他們可以發現，是誰先他們而去了。
當我們聽說，一個名叫丹·布勞克的人死了，一個名叫弗雷迪，普林茲的人，還有一個名叫詹妮絲·喬普林的人也死了，我們一時間心情沉重，仿佛被什麼物件刺穿了身體。
收音機裡，播音員保羅·哈維說，在一個偏遠的小機場，一名婦女在雨中走進了飛機的螺旋槳；一名工人正在一台巨型攪拌機裡作業，工友不慎跌倒在操控按鍵上，瞬間，那人消失了。
每每此時，很奇怪，我們恐懼之餘，又有一份竊喜。
沒必要一味地強調顯而易見的東西。
生活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可怕事件，然而，那些規模小的，更容易被理解，因此，它們産生的轟動可想而知。
無可否認，我們對這些小恐懼既喜歡又反感。
這兩種情緒艱難地融合在一起，産生的副産品似乎是内疚……這種内疚無異于過去常常伴随性覺醒的那份複雜情感。
我沒有義務提醒你放棄内疚，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