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接機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尋找自己要等的人。
所以我們這位“觀察者”的行為并沒有引起任何注意。
當第八位旅客走出來，在陽光下直起身子時，平台上的人開始興奮起來，緊盯着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樓梯。
這位旅客從丹麥來，不是神父就是牧師，身着一襲灰色教袍，領口處戴着白色的領圈。
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長短的鐵灰色頭發從前額向後梳着，但面容顯得較為年輕；高個子，寬肩膀，看起來身體不錯，身材幾乎和那個在平台上觀察他的人一樣。
當旅客們排隊進入入境大廳，準備護照檢查、通關的時候，豺狼把望遠鏡塞進身旁的皮質公文包裡。
然後，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轉身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主廳。
十五分鐘後，那個丹麥牧師提着一個旅行包和一個箱子從海關大廳走了出來。
看來沒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萊銀行櫃台換了點錢。
六周以後，從他接受丹麥警方訊問時的回答來看，他當時并沒留意身邊站着一個亞麻色頭發的年輕英國人。
至少他不記得有這樣一個人。
表面上看，那個英國人是在櫃台前排隊等候，但實際是在透過墨鏡靜靜地觀察着這個丹麥人的相貌特征。
但當他從主廳出來，登上英國歐洲航空公司開往克倫威爾街的機場大巴時，這個英國人就在他身後幾步遠的地方，拎着一個公文包，他們是坐同一輛車到的倫敦。
到站的時候，丹麥人停了幾分鐘，等自己的箱子從巴士後面的行李拖車上卸下來，然後經過服務台，向着标有“出租車”字樣的箭頭标志走去。
與此同時，豺狼從巴士的後面繞過來，穿過機場大巴停靠站，朝員工停車場走去。
他事先把車停在了那裡。
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車的副駕駛座上，把車開到巴士停靠站左邊靠牆的位置停了下來。
在右邊柱子支撐的拱頂下，有一條長長的待客出租車隊伍，他可以在這個位置将其一覽無遺。
丹麥人上了第三輛出租車，駛入克倫威爾街，向騎士橋開去。
跑車也緊随其後。
出租車把牧師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館前。
跑車則駛過旅館門口，花了幾分鐘在柯曾街的另外一邊找了個空位停了下來。
豺狼把公文包鎖在後備箱裡，在謝潑德市場的報攤買了一份《旗幟晚報》的午間版，五分鐘之内回到了旅館的前廳。
又等了二十五分鐘，丹麥人走下樓，把房間鑰匙交給前台服務小姐。
她把鑰匙挂了起來，鑰匙在鈎子上晃了幾秒鐘。
那個坐在前廳扶手椅裡的人顯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麥人走進餐廳，他便把手裡的報紙放低了一點，看到鑰匙的号碼是四十七号。
又過了幾分鐘，前台小姐回到後面的辦公室為另一位客人确認劇場的訂位，沒人注意到這個戴墨鏡的人悄悄溜上了樓。
四十七号房間的門關得很嚴實，用兩英寸寬的雲母片打不開，再配上畫家用的那種彈力調色刀，才終于把彈簧鎖的鎖芯頂開。
牧師隻是下樓吃午飯，護照就放在旁邊的桌上。
豺狼回到走廊上時，前後還不到三十秒。
他沒有動牧師的支票夾，這是為了讓有關機構在沒有偷竊證據的情況下，說服這個丹麥人，他隻是把他的護照忘在什麼地方了。
事後證明也的确是這樣。
丹麥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國人早就走遠了。
下午晚些時候，牧師告訴酒店經理，他的護照不見了。
經理在房間裡找了一遍，向丹麥人指出，他所有的東西都完好無損，包括他裝旅行支票的錢包。
他從這些方面判斷并勸說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來酒店，他肯定是把他的護照掉在旅途中的什麼地方了。
丹麥人很好說話，在異國他鄉也人生地不熟，所以盡管他并不以為然，但還是同意了經理的說法。
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麥領事館提出護照挂失，領事館給他簽發了一張可以在倫敦停留兩周的旅行通行證。
之後他就再也不去想這件事了。
領事館簽發這份旅行通行證的工作人員用“哥本哈根，佩爾·詹森牧師”的名字為這份遺失的護照建了檔，然後也沒再管了。
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兩天以後，一個從美國紐約州錫拉丘茲來的學生也經曆了類似遭遇。
他從紐約飛到倫敦，在機場大樓的美國捷運櫃台用護照兌換他的第一張旅行支票。
換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