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早上，給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信到了羅馬。
這個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郵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後回到了酒店，當他穿過酒店大堂的時候，一個行李員從背後喊住他：“先生，請留步——”
他像往常一樣傲慢地轉過身。
他不認識這個意大利佬，但這也沒什麼不對。
他每天都大搖大擺穿過酒店大廳直奔電梯而去，從來不注意他們。
這個黑眼睛的年輕人朝科瓦爾斯基走來，手裡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
是給一個叫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據說他是個法國人……”
這通叽裡呱啦的意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
不過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盡管發音很糟糕，他還是聽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劈手拿過這封信，盯着寫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
他在酒店登記的是别的名字。
他不看報紙，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報紙發表了一則獨家新聞：“秘密軍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正藏在這家酒店的頂樓。
就他本人而言，應該沒人知道他的行蹤。
不過這封信還是引起了他的興趣。
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數生活簡單的人一樣，收到一封信可是個重大事件。
意大利人站在他旁邊，仰起頭，用他那雙西班牙小獵犬般的眼睛望着他。
科瓦爾斯基仿佛能從對方讨好的眼神裡看出，他科瓦爾斯基就是人類智慧的源泉，能夠幫對方擺脫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該拿這封信怎麼辦）。
科瓦爾斯基俯視着他。
“好吧，我來問問看。
”他傲慢地說。
意大利人的眉頭仍然沒有舒展開。
“問問，問問。
”科瓦爾斯基反複說着，用手指着天花闆。
意大利人終于明白了。
“啊，是的，問問。
您真好，先生，太感謝了……”
意大利人還在做着手勢表示感謝，科瓦爾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開了。
他乘電梯到了八樓，剛出電梯就碰到了在樓層服務台的當值保镖，拿着自動手槍，手指搭在扳機上。
兩人對視了一秒，那個保镖把槍的扳機保險合上，然後放進口袋。
他隻看到了科瓦爾斯基，電梯裡沒别人。
這純粹是例行公事，每次電梯指示燈顯示電梯正越過七樓的時候都會這樣。
除了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镖，走廊盡頭的太平梯門口和樓梯處都各有一個保镖。
樓梯和太平梯兩處都安裝了炸彈，酒店的人并不知道這一點。
走廊的樓層服務台下面有個開關，隻有從那裡把炸彈引信的電流切斷，炸彈才不起作用。
第四個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頭頭們所居住的第九層的樓頂。
為了對付可能的進攻，還有三個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間裡，他們值完夜班正在睡覺。
不過如果有任何意外發生，他們會立即醒來，幾秒鐘内就可以開始行動。
八樓的電梯門被從外面緊緊焊住了。
但如果電梯門上方的指示燈顯示電梯要上到這一層，這就表示警報。
這種事情隻因為意外而發生過一次。
一個服務員乘電梯給房間送飲料時誤按了“9”。
他的這個舉動迅速讓他吃到了苦頭。
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镖給樓上打電話，通知他們郵件到了。
然後示意科瓦爾斯基上去。
這位前外籍軍團下士已經把給自己的信塞進衣服内側的口袋裡了，給頭頭們的郵件則放在左腕用鍊子拴着的一個鋼制的匣子裡。
鍊子和匣子都上了彈簧鎖，隻有羅丹有鑰匙。
幾分鐘後，“秘密軍組織”的這位上校把兩個鎖都打開，科瓦爾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下午晚些時候，他還要去換樓層服務台保镖的班。
在八樓後面他自己的房間裡，科瓦爾斯基終于開始看信了。
他先看了簽名，很是驚訝，這是科瓦茨寫來的，他已經有一年沒見過他了。
科瓦茨幾乎不會寫字，就像科瓦爾斯基幾乎不識字一樣。
不過信不長，科瓦爾斯基一個個字地查着字典，終于破譯了這封信。
科瓦茨開頭說到，寫信的那天，他“看”到報上的一則新聞，那是一個朋友讀給他聽的。
新聞說羅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羅馬的酒店裡。
他于是想，他的老夥計科瓦爾斯基應該也和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寫了這封信，希望走運的話，能寄到他手裡。
接下來的幾段說的是法國最近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巴黎警察到處盤查證件，可上面還是不斷下令讓他們搶劫珠寶商。
科瓦茨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四次，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特别是還必須上繳搶到的東西。
他覺得以前在布達佩斯的日子挺好的，雖然隻有兩個禮拜，但那時候他幹得更出色。
最後一段說他幾星期前見到米歇爾了。
米歇爾說他和約約談過，約約說小西爾維病了，一直低燒什麼的；總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讓維克多不要擔心。
可維克多真的很擔心。
“小西爾維病了。
”一想到這個他就非常焦慮。
在維克多·科瓦爾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沒幾件事真正打動過他的心。
德國入侵波蘭的時候他才十二歲。
一年後，他的父母被一輛蓋着黑色篷布的卡車帶走了。
那時候他已經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後面的大旅館裡做些什麼。
德國人占據了那個旅館，每天都有很多軍官去那兒。
他父母很難過，向軍管處提過抗議。
他當時的年紀已經可以參加遊擊隊了。
十五歲的時候，他第一次殺死了一個德國人。
十七歲的時候，俄國人來了。
他的父母對俄國人又恨又怕，給他講了很多俄國人對波蘭人做的恐怖的事。
所以他離開了遊擊隊，而其他人後來都被政委下令槍決了。
他像一隻被追捕的獵物一樣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後是奧地利。
在難民營，這個瘦骨嶙峋的隻會說波蘭語的高個子青年因為饑餓而極度虛弱。
他被人看做是又一個無害的歐洲戰後流浪貧民。
随後，他吃着美國提供的食品，逐漸恢複了體力。
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逃了出來，搭車奔向意大利，然後進入法國。
同行的是他在難民營認識的一個講法語的波蘭人。
在馬賽，一天晚上他潛入一家商鋪偷吃的，殺死了試圖阻止他的店主，隻好繼續逃亡。
他的同伴離開了他，臨别時告訴他，隻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外籍軍團。
第二天他就報了名，當警察在飽受戰争摧殘的馬賽掘地三尺四處查訪時，他已經來到了阿爾及利亞。
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國食品的重要進口基地，為食物而殺人的事很平常。
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這個案子幾天後就銷案了。
科瓦爾斯基得知這一切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外籍軍團士兵了。
這時他十九歲。
起先老兵們叫他“小家夥”。
随後他就向衆人展示了他的殺人本領，他們就改稱他為科瓦爾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為一個普通人。
這之後他被送往阿爾及利亞。
期間，他曾在馬賽郊外接受一門武器訓練課程。
他在那兒碰到了朱莉。
她身材瘦小，但很厲害，在碼頭邊的一家酒吧做清潔工。
那天她正和自稱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
科瓦爾斯基一拳就把那個家夥打得飛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遠，昏迷了十個小時。
好幾年過去了，這個人還是連話都講不清楚，因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樣子了。
朱莉喜歡這個身形巨大的外籍軍團戰士。
之後的幾個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護神”，在她下班後護送她回到她在舊港一個肮髒閣樓裡的小窩。
兩人欲望都很強，尤其是她。
他們之間沒有愛情，當她發現自己懷孕後就更沒什麼感情了。
她告訴他，孩子是他的。
他相信了，因為他想要這個孩子。
她告訴他，她不想要這個孩子，她認識一個老女人可以幫她把孩子打掉。
科瓦爾斯基暴揍了她一頓，并且告訴她，如果她敢那樣做就宰了她。
三個月後他回到了阿爾及利亞。
不過這期間他和另外一個前外籍軍團的波蘭士兵約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
這人被稱作波蘭人約約。
約約在印度支那因傷退役，和一個快樂的寡婦結了婚，在各主要車站的月台上經營一輛小吃車。
他們自從一九五三年結婚後就一直一起經營。
妻子給客人遞吃的，他就在後面一瘸一拐地收錢、找錢。
晚上收攤之後，約約經常光顧附近外籍軍團士兵們常去的酒吧，一起聊過去的日子。
這些人大多是年輕人，是他在岘港時才應征入伍的。
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爾斯基。
就孩子的問題，科瓦爾斯基征求約約的意見。
約約同意科瓦爾斯基的想法。
兩個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
”維克多說。
“那個臭娘們！”約約罵道。
“婊子！”維克多表示贊同。
他們又喝了幾杯，悶悶不樂地望着酒吧後面的鏡子。
“這樣對孩子不公平。
”維克多說。
“這樣不對。
”約約贊同地說。
“我從沒有過孩子。
”想了一會兒，維克多說。
“我也沒有。
從結婚到現在一直都沒有。
”約約回答。
後半夜将近天亮的時候，兩個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個計劃，并且嚴肅地舉杯慶祝。
第二天早上，約約想起了他的諾言，但不知該怎麼和妻子說。
他花了三天時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