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側擊地講了一兩回，終于在一天夜裡，兩人都躺在床上的時候把這個事和盤托出了。
令他很驚訝的是，他的妻子很高興。
所以這件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維克多回到了阿爾及利亞，重新加入了羅丹少校的麾下。
這時，羅丹已經指揮一個營了，又是一場全新的戰争。
約約和他妻子在馬賽，連哄帶吓地監督并保護着懷孕的朱莉。
維克多離開馬賽的時候，她已經懷孕四個月了，這時候再堕胎已經遲了。
約約還威脅地指着很快又到處亂轉的那個下巴被打殘了的家夥。
那個家夥現在隻要看到外籍軍團士兵就很小心畏縮，即使是瘸了一條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
他遊手好閑，又幹起以前的下流營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孩。
在朱莉的同意下，約約和他的妻子填寫了過繼申請。
申請被批準後，朱莉又重操舊業；約約夫婦則有了個女兒，他們給女孩起名西爾維。
他們寫信告訴了維克多。
他躺在軍營的床上，感到莫名的高興。
但他沒告訴任何人。
他認為他腦子裡的東西，隻要被别人知道了，最終都會被奪走。
不過，三年後，在阿爾及利亞山區執行一次持久的戰鬥任務之前，随軍牧師建議他立一個遺囑。
這之前他從沒想過這個事，他向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給後人。
在難得的假期裡，他所有的積蓄都花在城裡的酒吧和妓院了。
剩下的東西都屬于軍團。
不過牧師向他保證，在如今的軍團裡，立一個遺囑絕對正當。
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協助下，他立了個遺囑，把所有的财産都留給一個叫約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兒。
這個人從前是外籍軍團的士兵，現在在馬賽。
最後，這份文件的副本連同他的其他檔案，都被歸到了巴黎武裝部隊的檔案庫。
當法國安全部門獲悉科瓦爾斯基的名字與一九六一年發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時，這份檔案連同許多其他檔案一起被找了出來，被利拉大門的羅蘭上校的行動分局所關注。
他們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但科瓦爾斯基一直對此毫不知情。
他這一生隻見過女兒兩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槍，被送往馬賽療養；還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護送羅丹中校又來到這個城市，為一次軍事法庭審判出庭作證。
第一次，小女孩才兩歲，第二次四歲半。
科瓦爾斯基去的時候，給約約夫婦帶去了很多禮物，給小西爾維買了許多玩具。
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維克多叔叔相處得很好。
不過科瓦爾斯基從沒和任何其他人提過此事，連羅丹都沒有說過。
現在她不斷低燒，得了什麼“血病”。
科瓦爾斯基整個早上都非常擔心。
午飯後他上樓取來郵件匣子和鍊子，把它們重新在手腕上綁好。
因為羅丹正在等待從法國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關于搶劫累積起來的總金額的詳細報告。
他要科瓦爾斯基再去一趟郵局，去取下午來的郵件。
“什麼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連續低燒的血病？”
羅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綁鍊子，聽到問題後驚訝地擡起頭。
“我從沒聽說過。
”他回答。
“是一種血液的毛病。
”科瓦爾斯基解釋道。
卡松在房間另一邊正在看一堆雜志，他笑了起來。
“嗯，是什麼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說，“血癌。
”
科瓦爾斯基看着面前的羅丹，他不相信非軍人的話。
“能治好的，上校。
對嗎？”
“不，科瓦爾斯基，這是緻命的絕症，治不好。
為什麼問這個？”
“沒什麼，”科瓦爾斯基咕哝着，“我剛讀到的。
”
他離開了房間。
羅丹本應該覺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從來不懂得閱讀任何更複雜的東西，而今天卻說起了這個詞。
下午他等待的郵件取回來了，信裡說，“秘密軍組織”在瑞士銀行的聯合戶頭現在已經有了超過二十五萬美元。
所以他不但沒有注意到科瓦爾斯基的異常，而且很快就把這件事忘了。
羅丹感到很滿意。
他坐下來寫信給銀行，通知他們把那筆錢轉入他雇的那個刺客的賬戶。
至于剩下的差額，他一點也不擔心。
隻要戴高樂一死，那些早些時候在“秘密軍組織”比較輝煌的日子裡資助過他們的極右翼企業家和銀行家，一定會毫不遲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萬美元的。
就在幾個星期前，這些人對他要求繼續提供經費還婉轉地推托，“由于愛國力量在近幾個月内未能采取行動并取得進展”，使得他們過去投資獲得回報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樣是這些人，到時一定會争先恐後地以支持這些戰士為榮的，因為他們不久就将成為重獲新生的法國的新統治者。
他寫完給銀行的指示時天已經黑了。
卡松看完羅丹寫給瑞士銀行要求付款給豺狼的指示時表示反對。
他争辯說，他們三個人共同答應過英國人一件至關重要的事——為他在巴黎設置一個聯絡點，随時向他提供法國總統最新的準确行蹤，以及總統周邊安全措施可能會發生的變化。
這些情況很可能對殺手非常重要。
卡松認為，在現階段就把錢轉給他，會鼓勵他在時機沒有成熟的情況下采取行動。
雖然什麼時間動手顯然是由刺客自己選擇，但是晚兩天轉錢并不會對刺殺造成什麼本質的影響。
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報的問題，很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一旦失敗就再無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郵件，他們已經成功地在戴高樂最親近的一名随從身邊安插了一名特工。
還需要幾天，這名特工才能不斷得到有關總統的可靠情報，包括他人在哪裡，出行意圖，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安排等等，這些都是機密消息。
卡松希望羅丹可以緩兩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為殺手準備好一個電話号碼，讓他能夠得到對他的行動可能很關鍵的情報。
羅丹對卡松的意見反複考慮了很久，最終認為卡松是正确的。
但是，兩個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圖。
事實上，向銀行發送指示，以及随後給倫敦發信提供巴黎的電話号碼，都不會對殺手的計劃産生分毫的影響。
在羅馬的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殺手已經選好了行動的時間，而且已經像鐘表那樣精确地在執行他的計劃和意外防範措施了。
在羅馬炎熱的夜晚，科瓦爾斯基坐在屋頂上，他巨大的身軀隐在空調的陰影裡，手裡拿着點四五口徑的科爾特槍。
想着在馬賽病床上的那個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續低燒的血液病。
他非常擔心。
黎明時分，他想出一個主意。
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後一次見到約約時，這個前外籍軍團的士兵告訴過他，他打算在公寓裡裝一部電話。
科瓦爾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離開了布魯塞爾的友誼酒店，乘出租車來到了古森住的那條街的拐角。
早飯時，他用杜根的名字給軍械師打了個電話，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會面約在上午十一點。
他十點三十分就到了那條街的街角，然後在馬路盡頭的小公園裡的路邊長椅上，花了半個小時，從報紙的後面觀察這條街。
周圍看起來很安靜。
十一點整，他出現在門口，古森讓他進去，把他領到門廳盡頭的小辦公室裡。
豺狼進去後，古森小心地鎖上前門，挂上保險鍊。
英國人在辦公室裡轉過身，面向軍械師。
“有什麼問題嗎？”他問。
比利時人看起來有點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
殺手冷冷地注視着他，臉上毫無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陰沉。
“你上次告訴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來，那四号我就能把槍帶回家了。
”他說。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證，槍絕對沒有問題，”比利時人說，“事實上槍已經做好了，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是我最傑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槍。
是其他方面有問題，得重新做。
我演示給您看。
”
桌子上躺着一個扁平的匣子，大概兩英尺長，十八英寸寬，四英寸厚。
古森打開匣子，豺狼低頭看着，匣子的蓋子向後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來像個扁平的托盤，被精心分隔成各種形狀的格子，每個格子的形狀都與它要裝的步槍的部件完全相符。
“這不是原來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釋道。
“原來的匣子太長了，這個匣子是我自己做的。
很合适。
”
匣子十分精巧。
上半部放的是槍管和槍後膛，全長不到十八英寸。
豺狼把它取出來，端詳着。
槍管很輕，看起來更像沖鋒槍的槍管。
後膛裡插着一根細長的槍栓。
槍栓背面的末端有一個旋鈕，和後膛一般大小，槍栓的其他部分就裝在這裡。
英國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鈕的末端，用力朝逆時針方向擰了一下，槍栓松動了，豺狼順着螺紋轉了幾圈，把槍栓拉了出來，露出閃亮的彈倉和黑洞洞的槍筒後部。
他把槍栓塞了回去，順時針擰了幾下，順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槍栓的尾部另加了一個鋼制的圓盤，焊得天衣無縫。
它有半英寸厚，周長不到一英寸。
圓盤頂部有一個半月形的孔洞，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