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野心和他對戴高樂的狂熱同樣出名。
法國警察總局局長莫裡斯·帕蓬的左邊是法國國家刑警及安全局長莫裡斯·格裡莫。
分管安全的五個部門的頭頭坐成一排。
盡管國家情報局頗受小說家喜愛，但其實它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
在它的管轄下，隻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的活動。
它本身的任務隻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統領法國全國警探的人坐在莫裡斯·格裡莫的旁邊。
他就是馬克思·費爾内，法國司法警察總監。
司法警察署在珠寶街有個規模龐大的總部，遠大于位于索賽十一号，内政部拐角處的國家情報局的總部。
司法警察署下轄十七個區域分部，每個對應一個法國城市警區。
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鎮警察部隊，一共四百五十三個，由七十四個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個選區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個地方警所組成。
整個網絡由法國兩千座城市和鄉村構成。
這就是刑事警察部隊。
在農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區，維護當地法紀和秩序的任務通常由憲兵、交通警察和機動憲兵來完成。
在很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務人員共享駐地和設施。
一九六三年，在馬克思·費爾内指揮下的司法警察署總人數超過兩萬。
從費爾内左手再過去是另外四個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資料處、邊境檢查處以及共和國衛隊。
這其中的第一個，公共安全處，主管建築保護、通訊、高速路以及任何有關國家财産損毀事宜。
第二個資料處，或稱中央檔案處，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中心，在它萬神殿一樣的總部裡，存儲着自警察部隊組建以來，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萬份個人檔案。
檔案都編有索引，根據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類别分别存放，放置檔案的架子若是連在一起有五英裡半長。
案件中出現的證人名字，以及那些被無罪開釋的人，也被編錄成冊。
盡管那時候的檔案系統還未計算機化，然而令檔案工作者們自豪的是，他們能在幾分鐘之内找出十年前一個小鄉村裡的縱火案細節，或是一起不為人知，連報紙都沒上過的審判中的證人名字。
和檔案一起保存的還有所有在法國留有指紋的人的指紋檔案。
包括很多套從未經辨識的指紋。
還有一千零五十萬張卡片，包括在每個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國任何酒店裡住過的人的酒店登記卡。
由于存儲空間的原因，這些卡片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國境内唯一日常填寫但卻不送交資料處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寫的卡片。
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邊境檢查處的首腦坐在弗賴之後，和他隔了三個座位。
邊境檢查處一直都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負責對法國的機場、港口、邊境持續警戒。
凡是進入法國的人，其入境證在歸檔之前都要在入境處通過邊境檢查處官員的檢查，以排查監視不受歡迎者。
排在最後的那個人是共和國衛隊負責人。
這支四萬五千人的部隊過去兩年裡被亞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聲很壞，極不得人心。
由于位置不夠，共和國衛隊的首腦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過長長的木制會議桌，面對着另一頭的部長。
在共和國衛隊的首腦和聖克萊爾上校中間，末端靠右手的把角處還有最後一個位子。
一個大個子坐在那裡，神情麻木，煙鬥裡噴出的濃煙明顯讓他左邊愛挑剔的上校感到厭煩。
是部長特意讓馬克思·費爾内帶他來參加會議的。
他就是莫裡斯·布維埃警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先生們，”部長接着說，“這會兒你們每個人都看過了放在你們面前的這份羅蘭上校寫的報告。
而且剛剛也聽我轉達了總統出于法國尊嚴的考慮而給予的限制，他認為我們必須嚴格遵守這些限制。
我再強調一下，調查及任何後續行動都必須絕對保密。
你們都要發誓對此保持絕對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準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把你們都召集到這裡來，是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我們将要做什麼，出席今天會議的所有部門的資源都必定會被征召，這其中隻有時間早晚的差别。
而你們，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必須絕對優先滿足此項事件的需要。
任何情況下，你們都必須立刻親自處理。
不允許委托給下屬，除非涉及的任務不會暴露其背後的原因。
”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會議桌兩側——有幾位很嚴肅地點了點頭，其他人要麼正盯着講話的人，要麼看着他們面前的文件。
桌子的遠端，布維埃警長凝視着天花闆，嘴角吐出陣陣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号。
他每吐一口煙，他旁邊的空軍上校便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想我可以問問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了。
羅蘭上校，你在維也納的調查有什麼進展嗎？”
行動分局局長把目光從自己的報告上挪開，又看了看旁邊主管安全局的将軍。
後者既沒對他給予鼓勵，也沒對他皺眉。
吉布将軍記得很清楚。
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
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
現在他直望着羅蘭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維也納的行動人員在克萊斯特做了調查。
那是一個在布魯克納街的私人小酒店。
他們帶去了馬克·羅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的照片。
還沒來得及給他們傳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照片，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酒店前台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認得其中的兩個人，但他分不清楚。
我們的人給了他一點錢，讓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記簿。
因為從六月十八日起，那三個‘秘密軍組織’的頭頭就一起搬到羅馬住了。
“最後他說他記起了羅丹的臉，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爾茨的名字訂了個房間。
服務員說他下午在那兒開了個商務會議，晚上在那個房間過的夜，次日離開的。
“他記得那個舒爾茨有個夥伴，一個身形魁梧的人，舉止粗魯，這也是他為什麼記得舒爾茨的原因。
早上的時候，有兩個男人找過舒爾茨，他們開了個會。
這兩個拜訪者應該是卡松和蒙克雷。
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見過其中的一個。
“服務員說他們一整天都待在房間裡，隻有上午晚些時候有那麼一回，舒爾茨和巨人（這就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代稱）離開了半個小時。
他們都沒吃午飯，也沒有下樓吃過東西。
”
“有沒有第五個人來過？”桑吉内蒂不耐煩地問。
羅蘭繼續做着他的彙報，聲音和之前一樣平靜。
“晚上的時候，又一個男人加入了他們，前後大約半個小時。
服務員之所以記得他，是因為這位訪客非常迅速地走進酒店，徑直上樓。
他甚至都沒來得及看清這位訪客。
服務員想，他肯定是個把鑰匙帶在身上的客人。
那人上樓時，他看見了他的衣服後擺。
幾秒鐘後那個人又回到大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