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法國先生。
普瓦捷。
普瓦捷……”
“誰？”那個聲音又問了一遍。
“法國人，法國人……”巴黎男人重複着。
“啊，是的，一位法國先生。
稍等，請稍等。
”
電話裡響起一連串“咔嗒”聲，然後有個疲憊的聲音用法語應道：
“我是……”
“聽着，”巴黎的這個人十分焦急地說，“我時間不多。
拿支鉛筆，記下我說的話。
開始。
‘瓦爾米緻普瓦捷。
豺狼已漏氣。
重複一遍。
豺狼已漏氣。
科瓦爾斯基被捕。
死前招供了。
完畢。
’記下來了嗎？”
“是的，”那個聲音答道，“我會轉達的。
”
瓦爾米挂好話筒，連忙付了錢，匆忙跑出郵局。
不到一分鐘，他就消失在從車站大廳湧出的人群中。
太陽剛從地平線上升起，溫暖着人行道和夜晚冰冷的空氣。
半個小時之内，清晨羊角面包的味道和研磨咖啡的香氣就将消失在汽車廢氣、汗臭和煙臭所組成的大幕下。
瓦爾米消失兩分鐘後，一輛汽車開到了郵局的外面，兩個邊境檢查處的人快速沖入郵局。
他們從接線員那裡得到了之前打電話那個人的相貌描述，不過這個描述适用于任何人。
羅馬。
上午七點五十五分。
樓下在樓層服務台值夜勤的人搖了搖馬克·羅丹的肩膀，他頓時醒了過來，半個身子探出床外，手伸向枕頭去拿槍，看清眼前那張退伍兵的臉時才放松下來。
他哼了一聲，掃了一眼床邊的桌子，知道自己肯定是睡過了。
在赤道地區待了許多年，他通常醒得早得多。
這會兒羅馬八月的太陽都已經高高照在屋頂上了。
幾周了，哪兒也不去，晚上和蒙克雷、卡松玩紙牌打發時間，大量飲用烈性的紅酒，不鍛煉，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他既懈怠又困乏。
“有個消息，我的上校。
剛才有個人打了個電話來，看來很緊急。
”
這個退伍兵給了他一張便箋本上撕下的紙頁，上面寫着瓦爾米斷斷續續的話。
羅丹看了一遍消息，猛地跳下那張鋪得薄薄的床。
他在腰裡裹了一條他常穿的棉布紗籠——這是他在東方養成的習慣，然後又把那條消息看了一遍。
“好了。
你去吧。
”退伍兵離開了房間，回到了樓梯上。
羅丹在心裡狠狠地罵了幾秒鐘，把那張紙在手裡揉成一團。
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失蹤的前兩天，他還想着這個家夥隻是開小差了。
最近有幾起對組織事業的背叛，因而在組織的上上下下都有人認為“秘密軍組織”已經失敗了，刺殺夏爾·戴高樂以摧毀現任法國政府的目标也将失敗。
但科瓦爾斯基一直被認為是會忠誠于組織直到最後的人。
然而現在，事實證明，他由于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返回法國，或許是在意大利被綁架。
現在看來，他已經在嚴刑拷打下招供了。
羅丹真心實意地為他死去的随從感到難過。
他作為一名戰士和指揮官，相當部分的聲望是建立在他對下屬極大的關心上的。
士兵們對這些事情的贊賞遠勝于任何軍事理論家的想象。
現在科瓦爾斯基死了，羅丹想象不出他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但重要的是，要設法收集科瓦爾斯基都說了些什麼。
維也納的會議，酒店的名字。
自然，所有這些。
三個參與會議的人。
這對安全局不再是新聞了。
但他對豺狼知道些什麼？他沒在門邊聽過，這是肯定的。
他能告訴他們的隻是，一個高個子的、亞麻色頭發的外國人拜訪過他們三個。
這本身說明不了什麼。
這樣一個外國人可能是個軍火販子，或者是捐助者。
一直沒有提到過他的姓名。
但瓦爾米的消息提到了他的代号“豺狼”。
他是怎麼知道的呢？科瓦爾斯基怎麼可能告訴他們這個呢？
羅丹一下惶恐起來，他想起了他們分手時的場景。
他和英國人站在走廊裡，維克多就在幾英尺外，正因為英國人發現他躲在牆角而生氣。
一個專家被另一個專家擺了一道，他氣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他想再較量較量。
羅丹自己當時說的什麼？“再見，‘豺狼’先生。
”肯定是這樣。
該死，就是這麼說的。
他把事情前後又仔細想了一遍。
羅丹認為科瓦爾斯基永遠不可能知道刺客的真實姓名。
隻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
同樣，瓦爾米是對的。
安全局有了科瓦爾斯基的供詞在手，事情已經無法補救了。
他們知道了會議、酒店、很可能他們已經和前台的服務員聊過了；他們知道這個人的面貌和體型，還有代号。
毫無疑問他們想到了科瓦爾斯基所想到的——這個亞麻色頭發的人是個刺客。
從現在開始，裹着戴高樂的網會更結實；他會放棄所有的公開活動，不再從愛麗舍宮出去，不再給刺客暗殺他的機會。
結束了，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