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手槍結果性命。
這個老人已經以他的鐵腕無情統治了這個國家三十年。
“這個……傳聞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嗎？”
“我不知道，也不記得了。
隻是在辦公室閑聊時說起來的。
那時候我們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會去關心一個加勒比獨裁者呢。
”
“那個夥計，告訴你這件事的那個人。
他寫過關于這件事的報告嗎？”
“肯定寫了。
标準程序。
但那隻是個傳聞，明白嗎？隻是個傳聞。
沒有憑據。
我們要的是事實，實在的情報。
”
“但它一定建檔了，被歸在了什麼地方。
”
“估計是，”勞埃德說道，“肯定級别很低，那隻是當地酒吧裡的一個傳聞。
那地方盛産傳聞。
”
“不過你能回去看一眼檔案嗎？看看這個山上的家夥有沒有名字。
”
勞埃德離開了欄杆。
“回家吧，”他對警司說，“如果有什麼有用的情報，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
他們回到酒館裡，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門走去。
“非常感謝，”兩個人握手告别的時候，托馬斯說，“也許那份檔案裡什麼都沒有。
不過我還是寄希望于萬一吧。
”
托馬斯和勞埃德在泰晤士河邊交談時，豺狼正在米蘭的一家屋頂餐廳把他的最後幾滴薩白昂飲料倒進嘴裡；而克勞德·勒貝爾警長則在巴黎内政部的會議室出席第一次進展報告會。
出席會議的人和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會議一樣。
内政部部長坐在桌子的頂端，各部門的負責人從桌子兩邊順次排下來。
克勞德·勒貝爾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個小文件夾。
部長點了點頭，示意會議開始。
他的辦公室主任首先發言。
在過去的一天一夜裡，他說道，法國每個邊境檢查站的海關人員都接到指示，徹查進入法國境内的高個子男性，亞麻色頭發的外國人。
尤其要檢查護照，由邊境檢查站官員仔細核對，看是否出自僞造，邊境檢查處的負責人對此點頭表示确認。
遊客和商人進入法國時可能會覺得海關忽然加強了戒備，不過這種對行李的檢查并不會讓人發現，遍及全國的這種戒備隻是針對高個子、亞麻色頭發的男人。
如果任何一個目光敏銳的媒體記者對此提出疑問，答複将是“沒什麼，隻是常規抽查”。
不過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此類問題。
他要彙報的還有一件事。
有人提議考慮對在羅馬的三名“秘密軍組織”領導人實施突襲逮捕的可能性。
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強烈反對這個建議（外交部并不知道有關豺狼的陰謀），并得到了總統的支持（總統是清楚原因的）。
這樣一來，他們不得不放棄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軍報告說，在對他們的檔案材料進行了全面篩查之後，沒有發現“秘密軍組織”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這樣一個職業政治刺客，甚至連嫌疑人都沒有。
情報局負責人報告說，對法國刑事檔案進行的徹底搜索結果也是同樣如此，搜索的範圍不僅僅是法國人，還包括曾經試圖在法國行動的外國人。
然後是邊境檢查處的負責人彙報。
早上七點三十分從靠近北火車站的郵局截獲一個電話，所叫号碼是三名“秘密軍組織”的首腦所在的羅馬酒店。
他們在那兒已經待了八周了，國際交換台的接線員已經得到指示，報告所有打給那個号碼的電話。
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線員反應遲鈍，直到電話接通才意識到這是列在他的單子上的特别号碼。
他接通了電話後才緻電邊境檢查處。
不過，他還是知道要監聽的。
電話的内容是：瓦爾米緻普瓦捷。
豺狼已漏氣。
重複一遍。
豺狼已漏氣。
科瓦爾斯基被捕。
死前招供了。
完畢。
有那麼幾秒鐘，屋子裡一片寂靜。
“他們是怎麼發現的？”桌子的遠端，勒貝爾平靜地問。
除了羅蘭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他。
上校正在沉思，凝視着對面的牆壁。
“該死。
”他仍然看着牆，吐字很清晰。
所有的視線又轉回行動分局負責人那邊。
上校猛然從自己的思考中回過神兒來。
“馬賽，”他簡短地說，“為了把科瓦爾斯基從羅馬弄回來，我們下了個誘餌。
他有個老朋友叫約約·格日博夫斯基。
這個人有個老婆和一個女兒。
在科瓦爾斯基被我們抓住之前，我們對他們全都進行了保護性監禁。
我想要從科瓦爾斯基那兒知道的隻是有關他上司的情報。
那時候還沒有理由懷疑這個豺狼的陰謀，也沒有理由不讓他們知道是我們抓了科瓦爾斯基。
不過，後來事情起了變化。
一定是那個波蘭人約約給這個瓦爾米報的信兒。
抱歉。
”
“邊境檢查處在郵局抓到那個瓦爾米了嗎？”勒貝爾問道。
“沒有，我們晚了幾分鐘，錯過了。
這得感謝那個愚蠢的接線員。
”邊境檢查處的人回答道。
“徒勞的行動。
”聖克萊爾突然沖口而出。
衆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過來。
“面對一個未知的敵人，我們幾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進，”吉布将軍回答，“如果上校願意自告奮勇承擔此次行動及一切責任的話……”
愛麗舍宮的上校專心緻志地鑽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們比安全局局長的威脅性暗示更重要。
他意識到，他剛才的話很不明智。
“從某種意義上說，”部長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