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總要求回報，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對他們的犯罪勾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一九四四年八月，工會曾幫助盟軍攻占法國南部，并從那以後擁有了馬賽和土倫。
後來，他們又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輔助打擊了阿爾及利亞殖民勢力和“秘密軍組織”，并據此把他們的觸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為警察，莫裡斯·布維埃痛恨這些人渣，但他知道羅蘭的行動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覺得他們能幫上忙嗎？”部長問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厲害，”羅蘭上校回答道，“那麼我認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話，那就是工會的人。
”
“他們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長懷疑地問道。
“大概八萬人。
分布于警察、海關、共和國衛隊、情報局，當然還有黑社會組織。
而且他們是有組織的。
”
“你自己看吧。
”部長說道。
沒有人再提議了。
“好，那就這樣了。
勒貝爾隊長，現在我們想要從你那得到的就是一個名字、一個體貌特征和一張照片。
得到這些之後，這個豺狼隻有六小時的自由了。
”
“事實上，我們還有三天。
”勒貝爾凝視着窗外，說道。
他的聽衆都驚呆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馬克思·費爾内問道。
勒貝爾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須道歉。
我之前沒有看出這一點來實在是很愚蠢。
這一個星期以來，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個計劃，他自己選了個日子刺殺總統。
當他離開加普，為什麼沒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師呢？為什麼沒有立刻開到瓦朗斯跳上來巴黎的特快列車呢？為什麼他到法國之後整整一周都在那兒打發時間？”
“嗯，為什麼呢？”有人問道。
“因為他挑好了日子，”勒貝爾說，“他知道該在什麼時間發動攻擊。
迪克雷隊長，今天總統有離開愛麗舍宮外出的活動安排嗎，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搖搖頭。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貝爾問道。
桌子周圍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歎了一口氣，就像風拂過玉米地一樣。
“當然，”部長輕聲說，“解放日。
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諸位，大多數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
“完全正确。
”勒貝爾說道，“我們的豺狼有點像心理學家。
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麼一天，戴高樂将軍哪裡都不去，就在巴黎。
那麼，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這個刺客等待的日子。
”
“既然如此，”部長興奮地說，“我們就已經抓到他了。
現在他的情報來源已經斷了，巴黎哪一個角落他都無法躲藏。
我想，在巴黎是不會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護起來的；即使是強迫他們，他們也不會幹。
我們抓到他了。
勒貝爾隊長，給我們那個人的名字。
”
克勞德·勒貝爾站起來走向大門。
其他人也都站起來準備離開去吃午餐。
“噢，還有一件事，”部長叫住勒貝爾，“你怎麼知道要竊聽聖克萊爾上校私人公寓的電話？”
勒貝爾在門口轉過身，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他說，“所以昨天晚上我竊聽了你們所有人的電話。
日安，先生。
”
下午五點，豺狼坐在音樂廳廣場旁邊的一家咖啡館，喝着啤酒。
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他臉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鏡，擋太陽。
他看到兩個男人從街上走過，忽然有了主意。
他付清酒錢，起身離開。
他順着街道走了一百碼，看到了他要找的東西——一家女性化妝品店。
他走了進去，買了些東西。
六點，各家晚報都換了它們的頭條新聞。
最新的版本上，報紙頂部印着整行令人驚歎的标題：殺死男爵夫人的兇犯逃至巴黎。
标題下面有一張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參加巴黎一個社交晚宴時拍的。
一家圖片社從檔案裡找到這張照片，所有報紙都用了同一張照片。
六點三十分，羅蘭上校胳膊下面夾了一張《法蘭西晚報》，走進華盛頓街的一家小咖啡館。
皮膚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細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廳後面的另一個人點點頭。
第二個人走過來和羅蘭打招呼。
“羅蘭上校？”
行動分局的頭頭點點頭。
“請随我來。
”
他在前面帶路，穿過咖啡館的後門，上二樓來到一間小起居室——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
他敲了敲門，裡面有個聲音說道：“進來。
”
門在羅蘭上校的身後關上了，一個男人從扶手椅裡站起來，羅蘭握住他伸出的手。
“羅蘭上校？很高興見到你。
我是科西嘉工會的卡普。
據說你要找一個人……”
八點，托馬斯警司來電話了，聲音聽上去很疲憊。
他今天過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領事很願意配合，其他的卻很不願意幫忙，頗費了一番周折。
他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