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館裡擁擠而嘈雜。
星期五晚上是餐館裡最忙碌的晚上之一。
端着沉重的托盤在悶熱的廚房與餐廳之間來回穿梭，薩拉已經汗水涔涔。
她的目光不時地轉向門口，而後瞧瞧腕上的手表。
已經過了五點，雷蒙德·岡薩雷斯還沒來上班。
助理經理氣得臉色鐵青，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低等侍應生。
現在薩拉和其他女侍者在完成本職之外不得不收拾桌面。
這意味着整個流動的速度要慢于平日，而紐約人喜歡一切都是快節奏的。
坐下來大約三十秒鐘後，他們便期望有東西上桌。
面包、泡菜、水，任何東西。
“嘿，叫你呢，”一位身着褐色皮茄克的粗魯男人在薩拉匆匆經過他身邊到另一張桌子去時朝她吼道，“我已經等了十五分鐘了。
你什麼時候才來理我？我還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明白嗎？”
“對不起，”薩拉馬上說，“等我把這份點菜單送進去，我就回來。
我們今天晚上有點兒缺人手。
”
雷蒙德會丢掉飯碗的，薩拉斷定。
盡管他隻是個收拾桌面的低級侍應生，飯碗也并不那麼好找。
并且，她懷疑他除了他那份藝術天份外，别的技能有限。
她責備自己不該離開他。
她走出閣樓時怒氣沖沖，不勝煩惱，可她的憤怒随即轉為擔憂。
兩年前，她的弟弟自殺了，使全家深受打擊。
可跟别的家庭不一樣，薩拉把責任都統統攬到自己肩上。
為什麼她事先沒有看出任何征兆？他倆之間最為親密，而他哥哥跟他們的父母和家裡其他人之間則關系或者疏遠，或者緊張。
她還記得他懸梁自盡的前一天晚上臉上那無助而絕望的神色，猛然意識到這天早些時候她在雷蒙德眼裡看到的正是同樣的表情。
早些時候因他還不來上班，已經草草記下雷蒙德的電話号碼，趁再次進廚房時，薩拉掏出一個二角五分的分币投入廁所間外的投币電話。
回頭掃了一眼，肯定助理經理沒在，她迅速撥通了号碼。
電話鈴至少響了十到十二次後，她才将話筒擱回叉簧，比先前更害怕了。
雷蒙德沒來上班，電話又沒人接，他很可能死了。
她弟弟死了三天後，屍體才在他那無電梯的、位于五樓的污穢的房間裡被發現。
跟雷蒙德一樣，她弟弟自視為藝術家，一位詩人，當他的夢想破滅後，貧困和絕望使他越走越遠。
薩拉永遠忘不了葬禮後走進他的公寓去整理他那點可憐的遺物時的情景——滿房間可怕的屍臭。
如果雷蒙德已經決意結束自己的生命，她也許無法阻止他這麼做，正如别人不止一次告訴她的那樣。
但她完全可以打個電話，瞧瞧他怎麼樣了。
至少，要是他死了，她可以早點發現他的遺體。
薩拉驅使自己更賣力地接受點菜，滿足顧客的要求，害怕自己如果不替雷蒙德做點什麼，她會在有人乞求幫助時，又一次視而不見。
她不是個虔誠的教徒，但她相信某種力量，相信人生自有其安排。
也許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她對自己說，她正接受考驗。
她已經痛失她弟弟。
與一個像雷蒙德這樣的人相遇也許正是一個證明她不會再讓類似的失誤再重犯的機會。
等到餐館裡暫時清閑了點，出現了幾張空桌，她立即走近助理經理。
“我不舒服，”她說着，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想我設法頂到下班了。
”
那人憤怒到極點，像個瘋子似的朝她破口大罵：“别對我裝出這副病态，妞！回去工作！你會被解雇的！要麼去工作，要麼滾回街頭那個低級的‘伯尼’飯館當女招待去吧！”助理經理是個臃腫的希臘人，頭發梳得油光水滑，腆着個大肚子。
薩拉眼睛眯成一條縫，瞧着他：“什麼？你要我吐到顧客身上嗎？”她走前一步，離他更近，捧住小腹，張大嘴，作出一副馬上要嘔吐的樣子，“我想我這會兒就快吐到你身上了。
”
助理經理跳了幾步，怒目圓睜：“滾出去，婊子！竟敢吐到我身上，你被開除了！我這可是剛上身的嶄新襯衫。
”
薩拉立即轉身，沖去拿她的手提包和外衣。
她得走着去雷蒙德位于特裡比克的寓所，至少得化一刻鐘。
托伊手上纏着繃帶，胳膊上打着吊針，躺在病床上。
當那位警官把她送進急救室時，他們檢查了燒傷，擔心傷口會感染。
由于疼痛不已，她這次決定接受他們的治療。
餐館那一幕在一天裡發生一次已經夠了。
她不再覺得呆在一個安全、溫暖的地方是件不幸的事。
就在這時，她一擡頭，瞧見了門口的斯蒂芬和西爾維娅。
“天哪，托伊，”斯蒂芬叫道，他的臉由于焦慮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