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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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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傑瑞米·艾恩斯還在到處晃悠呢。

    ”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不在乎。

    我再次感到頭暈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種。

    這次不是。

     “那部電影裡的變态是誰演的?”雷夫問。

     我搖搖頭。

    “我要是現在能想起來才怪了呢。

    ” “請别介意我實話實說,”帕德羅說,“你看上去很蒼白,斯特利先生。

    你生病了嗎?也許是感冒了?”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說。

    我拿着她的内褲,邊看四月小姐的照片邊手淫的時候,差二十秒就被逮個正着。

    可是我沒有被逮住。

    那次沒有,911也沒有。

    糊弄住你們了,再次逃脫。

    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倫·安德森告訴我,事發當天上午,幸虧他在三樓停下與一個朋友讨論揚基隊的賽況才免于一死。

    我不知道對他來說究竟是什麼情況,但從各種災難中僥幸逃脫似乎已經成了我的特點。

     “我沒事兒。

    ”我回答帕德羅。

    雖然不是實話,但知道自己并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娅的太陽鏡的人還是讓我稍微好過了些。

    如果這副太陽鏡真的存在于世上,很可能克裡夫·法雷爾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是那副太陽鏡嗎?”雷夫突然以一種尊敬并随時準備好大吃一驚的口氣問,“是第一部《洛麗塔》裡面的太陽鏡嗎?” “不是。

    ”我說着把鏡架折了起來,就在這時,庫布裡克那部電影裡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來:蘇·萊思。

    可到底是誰演的那變态,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隻是個便宜貨。

    ” “那麼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雷夫又問,“否則你幹嗎特意跑下來問?” “我也不知道,”我說,“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裡了。

    ” 沒等他們再次發問,我便上了樓,四處查看,希望不要再發現别的東西。

    我的希望落空了。

    除了太陽鏡和一側燙有理賠調查員的球棒,還有一塊豪伊牌爆笑放屁墊、一個海螺殼、一個嵌在合成樹脂方塊裡的鋼币和一個上面坐着愛麗絲的陶瓷蘑菇——紅色的帶着白斑點。

    放屁墊是吉米·伊格爾頓的,每年聖誕派對上都會被大家拿來大玩特玩。

    陶瓷愛麗絲原來是放在莫琳·漢農桌上的——她曾告訴過我,那是她祖母送給她的禮物。

    莫琳有一頭及腰的美麗銀發,在商務環境下很少看到那樣的發型,但她已經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覺得自己夠資格自由處理發型。

    我對海螺殼和鋼币都有印象,隻是記不得是在誰的隔間——或辦公室——裡了。

    可能以後會想起來,也可能想不起來。

    萊特貝爾保險公司有太多隔間和辦公室了。

     海螺殼、蘑菇和樹脂方塊整齊地放在起居室裡的咖啡桌上。

    放屁墊——我認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馬桶水箱上,挨着最新一期的《斯班克農業保險簡報》。

    我記得告訴過你們,農業保險曾經是我的專業,我知道裡面所有的門道。

     那麼,這件事背後到底有什麼門道? 我想,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煩,需要找人談談時,首先想到的是打電話給家人,對我來說卻并非如此。

    在我兩歲、姐姐四歲的時候,父親就離家出走了。

    我媽卻不是個能将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堅強地把我們姐弟倆撫養成人,還在家裡經營郵購訂單交換所的生意。

    我相信,這個商機是她一手創造出來的。

    她從中獲得了不錯的收入,盡管後來她告訴我,剛開始的一年十分艱難。

    老太太抽煙抽得像煙囪一樣兇,四十八歲時便因肺癌去世。

    如果她能多活個七八年,很可能會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百萬富翁。

     姐姐佩吉現在住在克利夫蘭,在那裡為玫琳凱化妝品、印第安人職業棒隊工作過,并接受了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義。

    當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說的順序。

    如果我打電話告訴老佩吉說在公寓裡發現了這些東西,她一定會建議我跪下來向耶稣祈禱。

    可是,不管這麼想正确與否,我真的覺得在這件事上耶稣幫不了我。

     我還有人數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親,但他們大多數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聯系。

    基利安一家——我媽那邊的親戚——從來就沒有大家庭團聚的念頭。

    生日和聖誕節時寄張卡片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完成聯系家人的義務,若是情人節或複活節也收到卡片,就絕對是意外驚喜。

    聖誕節時緻電某位表姐或是她打過來,我們都會嘟囔着“不久的将來”找時間團聚的廢話,然後同樣如釋重負地挂斷電話。

     另一個選擇很可能就是邀請某個好友來喝一杯,給他說說具體什麼麻煩,再問他有何建議。

    可我小時候就是個害羞的男孩,長大後是個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單打獨鬥——純粹是自己喜歡這樣——因此也沒能把同事發展為朋友。

    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幾個朋友——比如索尼娅和克裡夫·法雷爾——可是他們死了,這個選擇也就免談了。

     我想,要是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個,一點心理診療費我還負擔得起。

    也許,在某個心理咨詢師的沙發上躺上幾次——可能四次就夠——應該足夠讓我解釋清楚事情經過并表達自己的感受。

    四次診療要花我多少錢?六百美元?要麼八百?那些錢換來心裡輕松也值得。

    可能還會有額外收獲。

    旁觀者或許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問題給出簡單而合理的解釋。

    我的思維中,公寓和外界之間那扇上了鎖的門似乎已經打敗了大多數解釋,但那畢竟是我的思維;會不會這才是關鍵所在?或許也是問題所在? 我都計劃好了。

    第一次診療,我會解釋事情的經過。

    第二次,把相關的物品帶過去——太陽鏡、樹脂方塊、海螺殼、球棒、陶瓷蘑菇和永遠流行的放屁墊,就像在文法學校裡那樣做個小小的展示和介紹。

    剩下的兩次談話中,我和租來的朋友可以找出擾亂我生活的罪魁禍首并撥亂反正。

     我用了一個下午翻看黃頁、撥打電話,最後終于明白了:不管理論多麼美妙,心理診療事實上并不可行。

    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約診的信息是一位前台說堯斯醫生或許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見我。

    她還暗示就算那樣,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擠進預約表。

    其他診所則根本一點希望也不給我。

    我聯系了六個紐瓦克的心理咨詢師、四個懷特普來恩斯的,甚至還給一位昆斯的催眠師打了電話,結果還是一樣。

    對于紐約市——更别提保險業——來說,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隊罪大惡極、死不足惜,但那個在電話線上浪費掉的下午卻足以說明,他們極大地促進了心理咨詢業的發展,盡管心理診療師們并不希望如此。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咨詢師的沙發上躺會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須拿号排隊。

     那些東西放在房裡我也能睡覺,可是睡不好。

    我聽見它們對着我低語。

    有時,直到半夜兩點我還無法入睡。

    我躺在床上,想着那個認為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對于公司也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頭漂亮長發想怎麼弄就怎麼弄的莫琳·漢農。

    我還會想到聖誕派對上揮動着吉米·伊格爾頓著名的放屁墊的人們。

    我早先說過,與新年縮短了兩三杯酒的距離後,放屁墊就會成為人們最喜歡取樂的玩意兒。

    我想起布魯斯·梅森問我覺不覺得那東西看上去像小精靈用的灌腸袋——“小精靈。

    ”他說——然後,經過思維的聯想過程,我終于想起他就是海螺殼的主人。

     當然就是他,蠅王布魯斯·梅森。

    沿着關聯的食物鍊再走一環,我記起了傑瑞米·艾恩斯還在晃蕩時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個人叫什麼、長什麼樣:詹姆斯·梅森。

    記憶是隻狡猾的猴子;有時它會吃你喂的香蕉,有時則不會。

    所以,盡管當時并沒多想,我還是把太陽鏡拿到了樓下。

    我想要的隻是證實。

    喬治·塞費裡斯不是有首詩裡問這些是死去朋友的聲音,或隻是留聲機?有時候,這是個好問題,一個你必須向他人求證的問題。

    或者……聽我說下面這件事。

     八十年代後期,我即将結束與酒精長達兩年的苦戀。

    某天,我坐在書房的桌邊睡着了,半夜才醒過來。

    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卧室,伸手去摸電燈開關。

    就在那時,我看見有人影在晃動。

    第一反應——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判斷——就是遇上了入室搶劫的瘾君子,他顫抖的手裡一定還拿着從某個當鋪裡買來的廉價點三二手槍。

    我伸出一隻手開燈,同時用另一隻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個重東西來防身——任何東西,哪怕是放我媽媽照片的銀相框都行。

    燈亮了,我才發現是自己吓了自己。

    我正看着房間另一邊鏡子中的人:眼神驚恐,一半襯衫從褲腰中掉了出來,後腦勺上的頭發還立着。

    這副樣子連我自己都覺得惡心,不過同時也松了口氣。

     我希望,眼下這樁事情的真相也是如此。

    我希望它是鏡子,是留聲機,甚至是某個人的惡劣玩笑——或許是某個知道我九月的那天為什麼沒去上班的人。

    但我知道,那些都不是。

    放屁墊就在那裡,真真切切地待在我的公寓裡。

    我的拇指能摸到愛麗絲陶瓷鞋子上的搭扣,我的手指能撫過她黃色的陶瓷頭發。

    樹脂方塊裡硬币的日期,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某年七月,布魯斯·梅森,又稱海螺人,又稱蠅王,把他的粉紅色大海螺殼拿到了公司在瓊斯海灘舉行的聚會上。

    他吹着海螺殼,召集大家參加以熱狗和漢堡為主菜的野餐歡宴。

    他還想教會弗雷迪·勞恩斯怎麼吹。

    可弗雷迪最好的表現也不過是發出一連串虛弱的喇叭響,就像……呃,像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發出的聲音。

    就是這樣,一環套一環。

    每個相關聯的鍊條組成一條項鍊。

     九月快過完的時候,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個極其簡單的解決方法,簡單到我都不敢相信為什麼自己早沒想到。

    說到底,我幹嗎要守着這堆不受歡迎的垃圾不放?為什麼不扔掉它們?我又沒有看管它們的責任;這些東西的主人以後也不會過來把它們拿走。

    我最後一次看到克裡夫,法雷爾的臉是在一張海報上,而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後一張此類海報就被揭走了。

    人們普遍感覺——雖然沒有明說——那些家庭自制的海報會吓跑重新溜回歡樂之城的遊客們。

    大多數紐約人都認為那場災難是可怕的,但美國仍然是美國,而馬修·布羅德裡克在《金牌制片人》中也就隻能露那麼長時間的臉。

     當晚我吃的是從兩個街區外一家喜歡的中餐館買來的菜。

    我的計劃是像往常一樣,邊聽查克·斯卡伯勒解讀世界邊吃晚飯。

    正是看着電視的時候,我突然頓悟了上面提到的解決辦法。

    那些不受歡迎的東西,那些來自最後一個安全日子的紀念品,它們并不屬于我的責任範圍,也不會成為呈堂證供。

    是的,罪行的确是發生了——每個人都同意這一點——但罪行的實施者已經死了,而幕後的黑手還逍遙法外。

    或許未來的某天會有審判,可是斯科特·斯特利不會被傳喚作證,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也不會成為證物。

     我把“曹将軍雞”放在廚房的台面上,鋁盤上的蓋子都沒有取下來,接着從那台幾乎沒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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