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封信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查理， 這樣稱呼你似乎有些奇怪，但又十分自然，雖然上次見你時我還隻有現在年齡的一半。那時我十六歲，深深地暗戀着你——你當時知道嗎？你當然知道——現在，我已經幸福地為人妻，為人母，兒子尚且年幼。
我總在CNN上看到你主持的《醫學博覽》欄目，你還是像從前一樣英俊。
好吧，差不多英俊。
那時我們三個人曾經一起釣魚，或是去弗裡波特的鐵路劇場看電影。
那些夏日時光似乎屬于遙遠的過去——你和約翰尼形影不離，而我則是你們倆的小尾巴。
你總是願意帶着我，對我很是縱容。
但此刻，想到你哥哥般的寵愛，想到過去，我的眼淚便再也無法控制。
并不僅僅是為約翰尼，也為我們三個。
過去的時光是多麼簡單而純粹啊，青春年少的我們又是何等美好！ 你肯定看到了他的訃告。
“意外身亡”可以掩蓋許多罪惡，對不對？新聞裡，約翰尼的死被報道為墜落的結果。
當然，他的确是墜落了——在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地方，就在去年聖誕節，他還向我問起過那裡——可問題是，那并不是一場事故。
他的血液裡有大量的鎮靜劑，雖不足以要他的命，但據法醫說，足夠讓他神志不清，特别是他越過欄杆往下看時。
所以，才有了“意外身亡”。
可是我知道，他是自殺。
家裡和他身上都沒有遺書，但約翰尼有可能認為什麼都不留下才是仁慈的。
而你，身為一個醫生，自然知道精神病醫生的自殺率有多高。
患者的痛苦好像某種酸，慢慢侵蝕了治療者的心理防線。
在大多數案例中，這些防線都足夠牢固，可以保持完好。
但約翰尼呢？我認為他沒有……一切都起因于一個不尋常的病人。
而在他活着的最後兩三個月裡，他睡得很不好，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吓人！而且，他總是取消與病人的約診，開車出去很長時間。
他不說去了哪裡，但我覺得我可能知道。
說到這裡，希望你看完信後看看随信所附的東西。
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如果說這些有用的話——請想想過去的時光，還當我是那個馬尾辮總是綁不緊，跟在你後面，默默愛着你的少女吧。
盡管約翰尼獨自行醫，但最後的四年中，他和其他兩位醫生一直保持着并不密切的往來。
他的一些正在診斷的病例文件——他已不太看病，所以不多——在他死後轉交給了其中一個。
那些文件是放在他的辦公室裡的。
但當我打掃他在家中的書房時，我發現了一份稿件，現在随信寄給你。
是一些筆記，跟一個病人有關，約翰尼稱他為“N.”，但我曾見過幾次他更正式的診斷記錄——并不是偷窺，而是文件夾剛好攤開在桌子上——所以知道這個跟那些都不一樣。
首先，它們不是在辦公室裡寫的，因為上面沒有标題，和通常的診斷筆記不一樣，底部也沒有紅色的“保密”章。
還有，你會注意到每張紙上都有一條垂直的、很淡的線。
家裡的那台打印機打出來就是這樣的。
但是，還有别的東西，你打開盒子就能看到。
封面上用加粗的黑體打了兩個字：焚毀。
我差點沒看裡面的内容就照辦了。
我想裡面大概放了些他私藏的麻醉藥，或者網上情色小說的打印稿。
最後，好奇心占了上風，我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我後悔這樣做了。
查理，我覺得我哥哥可能準備寫一本書，奧利佛·薩克斯風格的暢銷書。
從這幾頁稿子來看，起初他是想就強迫性神經症的表現做一些研究，考慮到他的自殺——如果真的是自殺！——我懷疑他的興趣是被那句古老的格言刺激而起的：“醫生，先治好你自己！” 不管怎麼說，我找到了關于N.的叙述，還有我哥哥越來越淩亂的筆記，裡面盡是些十分令人不安的東西。
有多嚴重？嚴重到我會把這份稿子寄給你——順便說一下，我并沒有複印，所以這是僅有的一份——一個他十年未見、而我十四年未見的老朋友。
最初，我的想法是，“也許可以出版，對哥哥來說也是個紀念。
” 但我再也不那樣想了。
問題在于，這份稿件似乎是有生命的，以一種可怕的方式。
我知道裡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我敢打賭其幾個地方你也知道——在約翰尼筆記中，N.提到的那塊地方，一定和我們小時候上學的地方很近，所以，自從讀了那些稿子以後，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想要找到它們的欲望。
筆記中令人不安的那些東西沒有打消我的渴望，反而正是它們刺激我去探尋。
這不是強迫症又是什麼？ 我不認為找到那個地方是個好主意。
然而，約翰尼的死困擾着我，并不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哥哥。
随信附上的稿件也同樣讓我困擾。
你會看嗎？看看，告訴我你的想法好嗎？謝謝你，查理。
我希望這個請求不會太唐突。
還有……如果你決定尊重約翰尼的遺願燒掉它，我也絕無任何意見。
祝好 約翰尼·博恩森特的“小妹妹” 希拉·博恩森特·勒克萊爾 裡斯本街964号 劉易斯頓，緬因04240 又：哦，小時候我是多麼喜歡你啊！
2、病例筆記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N.，48歲，波特蘭一家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離婚，兩個女兒，姐姐在加州讀研究生，妹妹在緬因州的大學讀三年級。他用“疏遠但友好”來形容和前妻的關系。
他說：“我知道我比實際年齡看起來顯老，因為我一直失眠。
我吃了唑吡坦，還有另外一種綠色的，沒用，隻讓我頭昏腦漲。
” 當我問他失眠多久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十個月。
” 我問他來找我是不是因為失眠，他看着天花闆笑了。
大多數病人會選擇椅子，至少是在首次問診時——一位女性病人曾對我說，躺在沙發上讓她覺得自己像《紐約人》漫畫裡可笑的神經病——但N.直接坐到了沙發上。
他躺在那兒，雙手交叉，緊緊地貼在胸前。
“我想，我們都知道不是那樣，博恩森特醫生。
”他說。
我問他什麼意思。
“如果隻是想去掉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我要麼去找整形外科，要麼就去找我的家庭醫生了——順便說一下，是他向我推薦你的，他說你非常優秀——向他要一些比唑吡坦更強的藥。
肯定是有藥效更強的，不是嗎？” 我沒說話。
“據我所知，失眠往往隻是某個問題的症狀。
” 我告訴他，并非總是如此，但在大多數的案例中的确如此。
我又補充道，如果确有其他問題，失眠不會是唯一的症狀。
“哦，是還有其他的，”他說，“成百上千個。
看看我的鞋。
” 我看看他的鞋。
他穿的是系帶的勞動靴，左腳的鞋帶系在上面，右腳的卻是在下面綁住的。
我說，這很有趣。
“是的，”他說，“我上高中的時候，女孩們中流行，有男朋友的把運動鞋的鞋帶系在下面；或者有了喜歡的男孩，她們想要談戀愛。
” 我問他是不是也有穩定的女朋友，想以這個話題消除他的緊張。
緊張通過他的姿勢表現出來一一他的手指緊緊握在一起，指關節都發白了，就像是生怕不握緊它們就飛走了似的。
然而，他沒有笑，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談戀愛我是有點老了，”他說，“但我的确有想要的東西。
” 他考慮了一下。
“我試着把兩隻腳上的鞋帶都綁在下面。
沒用。
但是一隻上一隻下，似乎真的有點用。
”他把右手從左手的禁锢中解放出來，拇指和食指伸出來，幾乎挨在一起，比劃道，“大概這麼多。
” 我問他想要什麼。
“想要我的腦子恢複正常。
但通過将高中流行的鞋帶綁法稍作改變，妄圖治好自己的腦袋，你也會覺得這人瘋了，對不對？瘋了的人們應該尋求幫助。
如果他們還有殘存的一點理智——這一點我倒不謙虛—一他們就會知道，所以我來了。
” 他又把兩手緊緊握在一起，看着我的眼神有挑釁也有害怕。
還有，我想，一些釋然。
不眠的夜裡，他肯定曾經想象過告訴一個精神病醫師自己精神有毛病會是怎樣一種情景，而當他真的這樣做了，我并沒有尖叫着沖出房間，也沒有叫來一群穿白大褂的進來。
在一些病人的想象中，我在旁邊的房間裡安置了許多這樣身穿白大褂，手拿蝴蝶網和約束衣的人。
我請他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白己的精神困擾，他聳聳肩。
“還不是強迫症的那堆症狀。
恐怕你都聽過一百遍了。
我來這裡是為了對付症狀背後的東西，也就是發生在去年八月份的那件事。
我想，或許你可以給我催眠，讓我忘了它。
”他充滿希望地看着我。
我告訴他，雖然他的要求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但催眠更有效的是用于幫助記憶，而不是屏蔽記憶。
“啊，”他說，“我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該死。
”他再次看着天花闆，半邊臉的肌肉活動着，我猜他還有話要說。
“要知道，這有可能有危險。
”他住了口，但我知道他還會說下去；他下巴上的肌肉還在繃緊、又放松。
“我的問題有可能非常危險，”他又停下了，“對我而言，”再次停下，“對其他人而言可能也是。
” 每次診療都是不斷選擇的過程，都是一條條沒有路标的分岔路。
這時，我可以問他那是什麼——那個危險的東西——但我沒有問。
相反，我問他，他所說的一堆強迫症的症狀是什麼。
除了一隻腳上的鞋帶靠上，另一隻靠下以外，當然這也是很好的例子。
（這句話我并沒有對他說。
） “你都知道。
”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讓我有些不舒服。
我并沒有表現出自己的不快；他并不是第一個讓我不舒服的病人。
精神病醫師就像業餘的洞穴勘探者，真的，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告訴你，洞穴裡到處都是蝙蝠和臭蟲。
不是什麼讓人心曠神怡的東西，但大多數是無害的。
我請他回答我的問題，并提醒他，我們目前還處在相互了解的階段。
“你也沒有固定的女朋友？” 是的，我告訴他，我也沒有女朋友。
“我們最好快點了，”他說，“因為我在你這裡處于橙色預警狀态，博恩森特醫生，很快就要進入紅色預警。
” 我問他是否數東西。
“當然了，”他說，“《紐約時報》的填字遊戲裡有多少條線索……星期天的時候我數兩次，因為填字的格子更大，數兩遍更有把握。
事實上，是有必要。
我數自己的腳步。
打電話給别人時電話鈴要響幾下。
大多數工作日裡，我在‘殖民地餐廳’吃飯，離我的辦公室有三個街區；去那裡的路上，我會數一路上看到的黑鞋子有幾雙。
回來時，我數棕色的。
也有一次我試着數紅色的，但那感覺很荒謬。
隻有女人才會穿紅色的鞋子，而且并不常穿，特别是白天。
我隻看到了三雙，所以我又回到了‘殖民地餐廳’，從頭開始，但我這次數的是棕色。
” 我問他是否必須數到一定的數量才會感到滿足。
“三十就可以，”他說，“十五雙。
大多數日子裡，達到這個數字沒問題。
” 為什麼有必要達到一定的數量呢？ 他想了想，看着我。
“如果我說‘你知道的，’你會不會又讓我解釋那些你本來就該知道的東西？我是說，你對強迫症并不陌生，而我對此也查找過資料——查了不知多少——在我自己的腦子想過，也在網上看過，所以，我們能不能直入主題？” 我說，大多數執着于數數的人都覺得達到某個數量——稱之為“目标數字”——才能維持某種秩序。
比方說，保證世界圍繞其中心轉動。
他滿意地點點頭，然後便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
“一天，當我數着鞋子往辦公室走時，看到了一個殘疾人，一條腿自膝蓋以下沒了。
他拄着拐杖，斷腿上套了一隻襪子。
如果他穿了一隻黑色的鞋，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就像我說的，我是在回辦公室的路上。
可他的那隻鞋是棕色的。
于是，我一天都過得心神不甯，夜裡也完全睡不着。
因為奇數是不好的。
”他敲了敲自己的半邊腦袋，“至少在這裡它們是不好的。
我腦子的一部分還是理性的，告訴我這都是無稽之談，但另一部分卻知道這絕對是有道理的，而後一部分是占上風的。
你會想，如果沒有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事實上那天運氣很好，我們一直頭疼的國稅局審計竟然毫無理由地被取消了——這種偏執就能打破，可事實并非如此。
我數到了三十七隻棕色鞋子而不是三十八隻，但世界并沒有終結，腦中非理智的那個聲音就說，那是因為鞋子的總數不隻是超過了三十，而且是超過了許多。
“往洗碗機裡放餐具時，我會數盤子。
如果超過十以後是偶數，就很好。
如果不是，我會再往裡放人适當數量的幹淨盤子。
餐叉和勺子也是一樣。
洗碗機前面的小塑料盒裡至少應該有十二副餐具。
因為我是一個人住，也就意味着經常要往裡面放幹淨的。
” 刀呢，我問，他立刻搖了搖頭。
“從來不算刀。
不放在洗碗機裡。
” 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也不知道。
停了一下後，他有些負疚地斜着眼看了我一眼。
“我總是用手洗刀，在水池裡。
”因為刀放在銀器盒裡會影響世界的秩序，我試探地說。
“不！”他叫了起來，“你是明白的，博恩森特醫生，但你又不是完全明白。
” 既然如此，我就需要你的幫助，我說。
“世界的秩序已經亂了。
去年夏天，去阿克曼地時，是我打亂了它。
隻不過當時我并不知道。
” 那麼現在你知道了？我問。
“是的。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但也夠了。
” 我問他，他是要讓世界恢複原來的秩序，還是要防止它變得更糟。
聽到我的話，他的臉上露出了難以言表的輕松，所有繃緊的肌肉都松弛下來，仿佛一直以來渴望吐露的話終于被人大聲地說了出來。
類似這樣的時刻就是我工作的意義。
并非治愈，遠不是，但此時，N.得到了一些輕松。
我不知道他原先對此是否抱有希望。
大多數病人沒有。
“我修不好，”他小聲說，“但我可以不讓它變糟。
是的，我一直都是那樣做的。
” 我再次來到了分岔口。
我可以問他去年夏天發生了什麼——去年八月份，我想——在阿克曼地，但問這個問題很可能為時尚早。
拔掉這顆壞牙之前，最好再松動一下牙根。
而且，我真的懷疑患病的根源距今如此之近。
更有可能的是，去年夏天發生的事情隻是個導火索。
我讓他再告訴我一些其他的症狀。
他笑了。
“那會說上一天的，而我們隻有……”他朝手腕看了看，“……二十二分鐘。
順便說一下，二十二是個好數字。
” 因為是偶數嗎？我問。
他點頭的樣子暗示我問答案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在浪費時間。
“我的……我的症狀，你是這麼說的……有好幾類。
”他又擡頭看着天花闆，“它們可以分為三類。
它們從我身上突出來……我身上理智的那部分……像石頭一樣……石頭……哦上帝，上帝……像那片該死的地裡那些見鬼的石頭……” 淚水沿着他的臉頰流下來。
起初，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仍然躺在沙發上，雙手交叉看着天花闆。
但過了一小會兒，他伸手到旁邊桌子上的紙巾盒，我的接待員桑迪稱之為“克裡内克斯的永恒之盒”。
他抽了兩張，擦了擦臉後把紙揉成一團，用手緊緊握住。
“有三類，”他又開始講，聲音有些發顫，“數數是第一類。
它很重要，但沒有摸東西那麼重要。
有些東西是我必須摸的。
比如燃氣竈的爐頭。
早上離家之前和晚上睡覺之前都要摸一遍。
其實看也能看出煤氣竈是關着的——點火針是垂直向上的，爐頭也是暗的——但我還是需要去摸一摸才能完全放心。
烤箱門的前面也是。
然後，我開始在離開房間或辦公室前摸電燈開關，很快地碰兩下而已。
開車的話，上車之前要在車頂輕輕碰四下，到達目的地之後碰六下。
四是個好數字，六更好，但十……十就像……”我看到，沿着他剛剛沒擦淨的一條淚痕，眼淚從他的右眼角流出來，直流到耳垂。
就像夢中的女孩成為了女朋友？我試探着問他。
他笑了。
他的笑容溫柔而疲倦——仿佛清早發現自己越來越瞌睡時的笑容。
“對啊，”他說，“而且她把鞋帶綁在下面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 你還摸其他東西嗎？我問。
其實，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從業的五年來，我見過許多這樣的案例。
有時我會覺得那些不幸的病人就像是在被食肉的鳥啄食。
那些鳥是隐形的——至少在一個優秀或幸運或兩者兼具的精神病醫師讓它們顯形之前是這樣——但它們仍然十分真實。
奇妙的是，竟然有那麼多強迫症患者還能夠表面正常地生活。
他們工作，他們進食——誠然，他們吃得往往要麼不夠，要麼太多，他們去看電影，他們和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妻子或是丈夫做愛……而那些鳥無時無刻不在那裡，抓住他們的身體，一點點地啄走他們的肉。
“我摸很多東西，”他再次看着天花闆，露出了好看卻疲倦的笑容，“基本上你能叫出名字的，我都會去碰。
” 這麼說，數數很重要，我總結道，但觸摸更重要。
比觸摸還要重要的是什麼？“放置。
”他說。
他突然渾身顫抖起來，像是一條被冷雨澆透的狗。
“哦上帝。
” 他猛地坐起身來，腿搭在沙發邊上，搖晃着。
旁邊的桌子上，除了“克裡内克斯的永恒之盒”外，還放着一瓶花。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重新擺放了盒子和花瓶，使它們呈對角線排列。
然後，他從花瓶裡拿了兩支郁金香，花莖相接，一朵花對着盒子，一朵花對着花瓶。
“這樣就安全了。
”他說。
他猶豫了一下，随後點了點頭，像是在腦子裡确認了一下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這樣就維護了世界。
”他又猶豫了一下，“起碼目前可以。
” 我朝腕上的手表看了看。
時間到了，對于一次診療來說，這樣的進展還算可以。
“下周見，”我說，“老時間老地方，不見不散。
”有時，我會把這句略帶玩笑口氣的話變為一個疑問句，但對于N.，我沒有。
他需要再來，他自己知道這一點。
“沒有靈丹妙藥，嗯？”他問。
這一次，他的笑容幾乎有些憂傷，讓人不忍心看。
我告訴他，起碼他會感覺好受些。
所有的精神病醫師知道，這樣樂觀的暗示總歸沒有什麼壞處。
然後，我告訴他扔掉他的唑吡坦和那些綠色的小藥片——我猜是魯尼斯塔。
如果那些藥晚上不管用，它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清醒的時候找麻煩。
在295号公路上睡着并不能解決他的任何問題。
“對，”他說，“我同意。
醫生，我們還沒讨論過問題的根源。
我知道它是什麼——” 也許下周我們會讨論那個，我告訴他。
而在那之前，我希望他做一個表格，分為三部分：計數、觸碰、放置。
能做到嗎？“可以。
”他說。
我以近乎随意的口氣問他有沒有自殺的念頭。
“那樣的念頭不是沒有過，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 這個回答很有趣，但也讓人擔心。
我給了他一張名片，告訴他，不管白天還是黑夜，一旦自殺的念頭變得更有吸引力，就給我打電話。
他說他會的。
可這話又有什麼用呢？大多數病人都是這麼保證的。
“與此同時，”送他出門時，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試着與生活戀愛。
” 他看着我，臉色蒼白，沒有笑容，一個被看不見的鳥啄成碎片的人。
“你看過阿瑟·梅琴寫的《潘神》嗎？” 我搖搖頭。
“那是人類寫過的最可怕的故事，”他說，“裡面有一個角色說，欲望總是取勝。
但他所說的其實并不是欲望。
他真正所指是強迫性的内心沖動。
” 給他開帕羅西汀？或是百憂解。
但直到我進一步了解這個有趣的病人才能決定。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見面時，N.帶來了他的“家庭作業”。
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信不過的，也有很多人是靠不住的，但強迫症患者，除非他們生命垂危，差不多總能完成任務。
從某個角度來說，他的圖表是可笑的；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可悲的；再言之，又是可怕的。
畢竟，他是個會計，我猜他在躺到沙發上之前交給我的文件夾中的内容就是用他的某個會計程序做的，因為文件夾裡的紙張都是空白表格的格式。
表格裡填的不是投資，也不是收入，而是N.的強迫症的複雜表現。
最上面的兩張表标題是計數；接下來的兩張是觸摸；最後六張是放置。
我浏覽了一下這幾張表格，難以想象他是如何有時間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