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試圖開始一本新小說，但其實并沒有太專心，所以她給我看了她買的東西。
她打開包裝，給我看一條黃色裙子。
“這條要九十快，”瓦萊莉說，“你能想象花九十塊在一條夏天的小裙子上嗎？”
“它看上去很漂亮。
”我盡責地說，她拿着它在身上比劃。
“你知道嗎，”她說，“我真的無法決定是更喜歡黃色的還是綠色的，最後我決定買黃色。
我想我穿黃色更好看，你覺得呢？”
我大笑起來，說：“親愛的，你就沒想過兩件都買嗎？”
有那麼一刻，她震驚地看着我，然後大笑起來。
我接着說：“你可以買一件黃色的，一件綠色的，一件藍色的，再加一件紅色的。
”
我們沖着對方微笑。
我想，我們倆都是第一次意識到我們進入了某種新生活。
但總體來說，我發現成功并沒有我所想象的那麼有意思或令我滿意。
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樣，我讀了關于這個問題的書籍，發現這種情況并不少見。
實際上，很多人終其一生掙紮着爬到職業生涯最頂峰時，都曾立刻用跳出高樓窗外的方式來慶祝。
到了冬天，我決定帶全家去波多黎各度個假，這将是我們婚姻生活中第一次負擔得起出去玩。
我的孩子甚至連夏令營都沒參加過。
我們玩得很盡興。
遊泳，享受那裡的溫暖、奇怪的街景、食物，以及和煦的微風。
晚上，我把瓦萊莉帶到賓館的賭場，讓孩子們乖乖地坐在大廳裡的藤椅裡等我們。
每隔十五分鐘左右，瓦萊莉就會跑過去看看孩子們是否平安，最終她把他們都帶回了我們的套房。
我便一直賭到淩晨四點。
現在我有錢了，自然也會有好運氣，我赢了幾千塊。
在某種可笑的程度上，我享受在賭場赢來的錢遠多過目前我那本書的成功和靠它賺到的巨大财富。
回到家後，還有更大的驚喜等待着我。
一家電影公司——馬洛瑪爾影業——花了十萬美金買了我那本書的電影改編權，另外再加上五萬塊，開銷全包，讓我去好萊塢寫電影劇本。
我跟瓦萊莉商量這件事，我确實不想寫電影劇本。
我告訴她我會把書的改編權賣給他們，拒絕掉編劇合同。
我以為她會很開心，但她卻說：“我覺得去那邊對你有好處，見到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