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着我的後背說：“我會在回來的飛機上赢回來的。
”
我們在機場打了輛車去酒店。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遠東地區的這座絕妙之城，但它看上去隻是更加破舊、空氣更渾濁的紐約。
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們更矮，建築更平，霧蒙蒙的城市天際線就像縮小版的紐約城那熟悉而壓倒性的天際線。
當我們走進城市的心髒時，我看到人們都戴着手術紗布面罩，那讓他們看起來很怪誕。
卡裡告訴我，日本人在市中心會戴上遮陽的口罩，以防止嚴重污染的空氣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們經過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鋪，它們就像是攝影棚裡的場景，和它們交織在一起的是現代摩天大樓和辦公樓。
街上滿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裝，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則穿着某種類似和服的衣服。
真是個令人困惑的時尚大雜燴。
酒店令人失望，它現代又美國化，巨大的大堂鋪着巧克力色的毯子，還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
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個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裡，緊緊攥着公文包。
這完全可能是一家紐約的希爾頓酒店。
“這就是東方？”我問卡裡。
卡裡不耐煩地搖了搖頭：“我們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會去做我的事。
明晚我會向你展示真正的東京是什麼樣子。
你會好好享受的，不用擔心。
”
我們同住一個很大的套間，兩個卧室。
我們打開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裡那黃銅包裹的箱子裡放的東西極少。
因為飛行，我們都很疲倦，雖然才東京時間六點，我們還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門被敲響，卡裡說：“快點，是時候起床了。
”窗外才剛剛破曉。
他在套房裡吃早餐，那讓我失望，開始覺得自己不會看到幾眼日本了。
我們吃了雞蛋、培根、咖啡和橙汁，還有些英式松餅。
唯一東方的是某種薄煎餅，很巨大，比我們的煎餅要厚上兩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顔色也是種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黃色。
我試了一口，嘗起來像魚。
我對卡裡說：“這是什麼鬼東西？”
他說：“這是煎餅，但是用魚油煎的。
”
“我算了。
”我說，把盤子推到他那邊去。
卡裡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吃光了。
“你隻要習慣就行了。
”他說。
在喝咖啡時，我問他：“計劃是怎樣的？”
“外面天氣好極了，”卡裡說，“我們一起散個步，我會把計劃講給你聽的。
”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間裡談。
他擔心這間房也許被竊聽了。
我們離開了酒店，時間還很早，太陽才剛剛升起。
我們轉到一條小街上。
突然之間，我就到了東方。
目力所及之處全都是搖搖欲墜的小房子和小樓，人行道邊一堆堆巨大的綠色垃圾堆得那麼高，形成了一堵牆。
有不少人在街上。
一個騎着自行車的男人超過了我們，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後飄揚。
兩個瘦長結實的男人突然出現在我們前面，穿着卡其工裝褲和卡其襯衫，白色紗布口罩遮住了他們的臉。
我驚得一跳，卡裡大笑着，那兩個男人轉進了另一條小巷。
“上帝，”我說，“那些口罩真吓人。
”
“你會慢慢習慣的，”卡裡說，“現在，認真聽着，我想讓你知道即将發生的一切，這樣你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了。
”
我們沿着灰綠色的垃圾牆走着，卡裡跟我解釋他将要偷運出去價值兩百萬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對本國鈔票的出境政策極為嚴厲。
“如果我被抓了，就會蹲監獄，”卡裡說，“除非F先生幫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監獄。
”
“那我呢？”我說，“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會被抓？”
“你是個知名作家，”卡裡說，“日本人對文學推崇備至，你隻會被趕出日本，嘴巴閉得緊緊的就行了。
”
“所以，我隻是來這兒享受一段好時光的。
”我說。
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讓他知道我很清楚這一點。
然後我想到了另一件事。
“我們他媽的要怎樣才能通過美國海關呢？”
“我們不用，”卡裡說，“我們去香港，把錢脫手，那裡是個自由港，在那裡，隻有拿香港護照的人才需要通關。
”
“上帝，”我說，“你現在才告訴我我們要去香港，我們在那之後又該死的要去哪裡，西藏嗎？”
“認真點，”卡裡說，“别驚慌，我一年前帶了一點錢這樣走過一次，就為了試一試。
”
“給我弄把槍，”我說，“我有老婆和三個孩子，你這狗娘養的，給我一個反擊的機會。
”但我在大笑，卡裡把我套住了。
卡裡不知道我是在開玩笑。
“你不能帶槍，”他說，“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會有電子安全檢查，查你本人和随身行李。
大多數還會用X光機查你托運的行李。
”他頓了一頓，然後說，“唯一不用X光機檢查行李的就是國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你知道該怎麼辦。
”
“我都能想象我獨自一人帶着兩百萬美金在香港，”我說，“我他媽的脖子上會被砍幾萬刀。
”我說。
“别擔心，”卡裡流利地答，“不會出事的，我們會盡情享受的。
”
我在大笑，但很擔心。
“如果真出了什麼事，”我說，“我在香港該怎麼辦？”
卡裡說：“去雙葉銀行找他們的副總裁。
他會拿走錢，把它換成港币，然後給你一張收據，收你兩萬塊的手續費，然後他會再把港币換成美金，再收五萬塊。
美元會被送去瑞士，而你會拿到一張收據。
一周後，香格裡拉酒店就會從那家瑞士銀行收到一張兩百萬美元減去香港銀行手續費的彙票。
看，多麼簡單？”
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