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八等文官基裡爾·伊凡諾維奇·瓦維洛諾夫下葬。
他死于俄國廣為流行的兩種疾病：老婆太兇和酒精中毒。
在送殡行列離開教堂前往墓地的時候，死者的一名同事，有位姓波普拉夫斯基的人，坐上出租馬車，去找他的朋友格裡戈裡·彼得羅維奇·紮波伊金——此人雖說年輕，但已相當有名氣了。
這個紮波伊金，誠如許多讀者知道的那樣，具有一種罕見的才能，他擅長在婚禮上，葬禮上，各種各樣的周年紀念會上發表即席演說。
他任何時候都能開講：半睡不醒也行，餓着肚子也行，爛醉如泥也行，發着高燒也行。
他的演說，好似排水管裡的水，流暢、平穩、源源不斷。
在他演說家的字典裡，那些熱情似火的詞彙，遠比随便哪家小飯館裡的蟑螂要多。
他總是講得娓娓動聽，長而又長，所以有的時候，特别是在商人家的喜慶上，為了讓他閉嘴，不得不求助于警察的幹預。
“我呀，朋友，找你來了！”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開始說，“你快穿上衣服，跟我走。
我們有個同事死了，這會兒正打發他去另一個世界，所以，朋友，在告别之際總得扯些廢話……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
要是死個把小人物，我們也不會來麻煩你，可要知道這人是秘書……某種意義上說，是辦公廳的台柱子。
給這麼一個大人物舉行葬禮，沒人緻辭是不行的。
”
“啊，秘書！”紮波伊金打了個哈欠，“是那個酒鬼吧？”
“沒錯，就是那個酒鬼。
這回有煎餅招待，還有各色冷盤……你還會領到一筆車馬費。
走吧，親愛的！到了那邊的墓地上，你就天花亂墜地吹他一通，講得比西塞羅還西塞羅，到時我們就千恩萬謝啦。
”
紮波伊金欣然同意。
他把頭發弄亂，裝出一臉的悲傷，跟波普拉夫斯基一起走到了街上。
“我知道你們那個秘書，”他說着坐上出租馬車，“詭計多端，老奸巨滑，但願他升天，這種人可少見。
”
“得了，格利沙，罵死人可不妥啊。
”
“那當然。
對死者要麼三減（緘）其口，要麼大唱贊歌。
不過他畢竟是個騙子。
”
兩位朋友趕上了送殡的行列，就跟在後面。
靈樞擡得很慢，所以在到達墓地之前，他們居然來得及三次拐進小酒館，為超度亡靈喝上一小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