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追溯過往，我卻對本書的風格不大确定。
因為，當1969年夏天莎朗·塔特遇害之後，全世界都聽說了查爾斯·曼森這個名字。
我亦誠惶誠恐，如果我寫了那本關于沙漠殺人狂的小說，那麼我将會陷于怎樣的一種罪過之中？我又怎能确定曼森不會敏感于書中這種族群氛圍的信号？
然而寫作亦有其冥冥之力量。
當這力量盛極，我們便永遠不得而知我們的作品會來自何方，也不得而知是誰将其賦予我們。
傑克·肯尼迪的名字出現在《美國夢》的第一句，在那一頁再往下九行，一個名叫凱利的人就會被提及。
同一章再往後，讀者就會得知凱利的中間名字是奧斯瓦爾德——?巴尼·奧斯瓦爾德·凱利。
在刺殺事件發生大約一個月之後，那一章内容刊登在《時尚先生》上，但它寫于三個月之前，這個巧合迫使人們開始思考這種巧合的機緣。
亦因于此，我在《巴巴裡海岸》裡寫了一個名叫麥克勞德的特工的故事，在他那個時代，他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蘇聯特工。
他住在一幢廉價公寓頂樓的一間廉價房間裡，與小說叙述者的住處僅隔着一條過道。
寫這本書時，我經常感到難以置信，如許陋室竟然能找到如許人物。
可是，對自己所寫内容無法信之鑿鑿這樣一個簡單的困難并未有助于加快那本書的寫作速度。
該書出版後一年，我在一幢天花闆很高、陰冷潮濕的舊樓裡租了一個房間，取名“奧文頓工作室”，這幢樓位于布魯克林的富爾頓大街，離《巴巴裡海岸》中所描述的公寓相距不到半英裡，在我擁有該工作室的那十年間，我下面那層樓住的便是魯道夫上校，美國最為舉足輕重的蘇聯間諜——?至少他最終被逮捕後FBI是這樣描述他的。
我們永遠無從得知，那些原始藝術家在其洞穴作畫是否是為了表現什麼，或者，那些移動作畫的手是否是在調和來自天堂的力量和來自地獄的力量。
有時我想，小說家與美學家一樣，都在引領一種圖騰潮流，他的真實目的，其實他自己也未必知曉——?是為了在恐懼的領域裡另辟蹊徑，這個領域正是某些具有魔力的競技場中的聖殿。
他的作品中的缺陷甚至可以成為其魔力的一部分，仿佛他真實的創作意圖就是要去改變那隻正在創作、正在移動的無形之手的決心。
依此邏輯，您面前的這本書就是一個圖騰，其中不乏作者的護身符——?抑制詛咒、靜電以及我們這個電光四射時代無處不在的邪惡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