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斯·巴特勒駕駛一輛吉普車來霍夫機場接我。
我将再一次和四個隊友合住了，迪克斯就是其中一位。
我們的公寓坐落在庫達姆大街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是一棟六層樓高的建築物，我們住在四樓，這座建築物是這條街上唯一的住宅樓了。
在樓梯井裡，精緻的模具裡裝滿了破裂的石膏像。
更高的平台上是石膏闆貼砌成的牆面，地上鋪設着拼花地闆，這和我對柏林的第一印象出奇地相似：灰塵撲撲、沉重、半新不舊、灰暗、壓抑，還透露出幾分意料之外的淫靡。
街道的每一個角落，随時都可能有歹徒出沒，雖然街道上閃爍着霓虹燈，在我看來都充斥着堕落與邪惡。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付得起我的正常生理需求（雖然我還沒有任何經曆），這些天我意識到性的存在，它就像被密封在圓柱體裡的惡魔的孩子，迫切地想要沖出來。
當我從“老沙基”經過時，我有了一次特别的經曆，當我第一眼看到霍夫機場周圍擁擠不堪的街道時，我就莫名地産生了性沖動，這裡的空氣和建築好像散發着一股催情的氣息。
從窗口望出去的西柏林全景就仿佛是戰時被轟炸的城市新聞影片，這些建築物有的還在修複或拆除過程中，有的幾乎被炸毀了一半。
公告闆、推土機、起重機、卡車和軍用車随處可見。
此情此景看起來哪裡像戰後十年啊，根本就像是戰争才剛剛結束。
我們一路開着車前進，迪克斯·巴特勒一直在東拉西扯。
“我很喜歡這兒，”他說，“西柏林人思維特别活躍，紐約人跟他們比起來，根本啥都不是！有一天我在公園的長椅上看德國報紙，一個穿着細條紋西裝的家夥正坐在我對面。
他用準确的英語對我說：‘看到那裡的警察了嗎？’我循聲望去，是有一個大塊頭的德國警察。
‘我看到了，’我說，‘怎麼了，老兄？’這個陌生人答道：‘我敢打賭這個警察解手的時候就跟大象一樣！’然後他又重新看起了手中的報紙。
哈伯德，這就是柏林，人們能告訴你警察是怎麼下蹲的。
和他們相比，我們就是在馬屎蛋兒裡啄蟲子的菜鳥！他們之前都是納粹啊，蓋倫少将就是其中之一，他為西德人負責德國聯邦調查局的事項，過去他還受過我們的資助呢。
”
“是的，”我說，“我知道。
”不就是十年前，我父親在二十一餐廳吃午飯時提及的那位戰後與美國軍事情報局簽訂工作合同的德國将軍嗎？“嗯，我聽說過他。
”我說。
“他還把自己工作合同的事告訴了曾與他在俄國前線一同工作的所有前納粹分子，”迪克斯·巴特勒說，“這幫家夥中有很多人想抓住這個機會在戰後德國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畢竟現在人力缺口很大啊。
你家裡任何在東區的人都能給你提供可靠的信息。
不過也無所謂，分析一下社會服務區，你會發現東德共産主義者是位于最高層的，納粹秘密警察則在最底層。
朋友，其實這都是一派胡言，現在我不就正在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嘛！”
迪克斯·巴特勒隻字未提我的具體工作是什麼，我隻好一點一點地自己探索。
在我剛到柏林的那幾天裡，我整天忙于為我的工作作資格認證，假名為VQ/STARTER。
我有大量的時間待在這座曾經一派華麗現在卻空洞無比的公寓裡，這些家具讓我覺得壓抑。
我的床上鋪着一張極厚的床墊，摸起來就像地窖的地闆一樣潮濕。
枕頭硬得像一根木頭，這也讓我明白了為什麼普魯士人的脖子看起來都很僵硬。
我具體的工作任務最終證實了，有點像辦事員，我都不知道怎麼去描述。
我在國防部有一張自己的辦公桌，隻要求一天露一次面，确保是否有需要行政處理的文件因為出現差錯沒有到達我手裡。
這個地方雖然狹小，但不像華盛頓的辦公室那麼擁擠，有足夠寬敞的空間容納我那相對寬大的辦公桌。
不久之後，他們開始擅自占用我的空間，然後到了第二周，不僅是我的抽屜，就連桌面都被他們占用了。
盡管提前被警告過，中央情報局的人來這裡的國務院辦公室或國防部辦公室工作會引發不滿，但我仍然對這樣令人惱火的行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在第二周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決定清理我辦公桌上所有未經許可放置的文件了，趁着他們出去吃午飯的時候把它們統統丢進我放在通道裡的紙闆箱内。
當我回來的時候，房間裡居然是一片肅靜。
那天下午，一個三人委員會來找我，就目前的情況同我開了二十分鐘的短會，然後我們達成一緻意見，将我的辦公桌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