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不同的區域。
我們這個協議可能比其他解決方式的效果好，但這間辦公室裡的人和我相處起來卻沒有那麼融洽了，不過這也無關緊要。
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工作場所，能夠讓别人通過電話或郵件聯系到我就行了。
我更多的工作時間是在“市中心”，一間圍着一圈帶倒刺的電線防護欄的小屋裡，這隻是情報局衆多辦公室中的一間。
其他辦公室分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其中包括比爾·哈維長官的家裡。
他的家是一座水泥房子，外有重兵守衛，沙袋和栅欄一樣不少，配備的機關槍的火力能覆蓋附近的幾條街。
這地方就是個堡壘，如果俄國人從東柏林殺過來，這座小小的堡壘也能堅持防守好幾個小時。
我在“市中心”辦公室的第一周是在電話旁邊度過的，我期望着從看門人、酒吧老闆、服務員領班和高級賓館服務員那裡獲取監控報告。
剛開始時，還沒有同事幫助我快速适應工作，但沒過多久我就認識了很多同事，并開始了真正的間諜工作，那段時間還是很有意思的。
布裡斯托爾、凱賓斯基或者艾姆卓酒店的看門人會告訴我他們掌握的信息，我要求他監視了四個人，卡爾·茨威格就是其中一個，他告訴我卡爾·茨威格從他的奔馳車裡出來去了二三二房間。
當我下午再次給這個看門人打電話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了二三二房間住客的名字，這太刺激了！我感覺自己也變成冷戰中的一分子了！
在那幾天，每天我都要依據名單挨個給領班或看門人打兩次電話詢問各種信息，時間一長，我的熱情逐漸開始冷卻，也沒了興趣去猜測卡爾·茨威格、戈特弗裡德、貢特爾或者約翰娜到底是東德人還是西德人，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
如果服務生無意中聽到重要的對話，我就必須發簡報到相關部門，他們就會派另一個比我有經驗的情報員去詢問服務生，我甚至不知道這樣的詢問是該邊喝酒邊進行呢，還是該去藏身房。
我聽說迪克斯·巴特勒就是做這種工作的人。
那時候，我的新願望就是挂掉所有的電話，走出這間房子，做個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路人。
我與電話相伴了十天，忽然一個電話通知我去VQ/GIBLETS向FLORENCE作報告。
當時我已經耳聞VQ/GIBLETS多次了，知道它就是比爾·哈維的住所（一座水泥房子）。
我的同事打電話告訴我說，哈維把他這座防衛森嚴的房子想成小型的直布羅陀，FLORENCE就是“C.G.”——這是哈維新妻子的名字：ClaraGraceFollich。
“這是什麼意思啊？”我問。
“呃，你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啊，”他說，“C.G.遲早會對基地的新面孔做出行動的，你等着看吧。
”
我很快就全面了解了這些事情，C.G.曾是美國婦女軍團的一名少校和特魯司哥特上将的行政助理。
她如今嫁人了，也算半隐退了，目前隻負責維護和打理藏身房。
那天做完報告後我和她一起去柏林，我們坐的是一輛低調的廂式貨車，車身沒有任何顯著的标志或旗幟。
我帶着毛巾、床單、衛生紙和清潔劑，加上啤酒、紅酒、面包、香腸、雪茄和成箱的香煙，我把這些東西統統搬上樓，從老電梯哐啷哐啷直響的門裡進進出出好幾趟，我拿出弄髒的毛巾和床單（把剩餘的食物、垃圾和空瓶留給女仆）。
在衆多房間中有七間是藏身房，其中三間既嶄新又整潔，剩下那四間跟我父親帶我去的華盛頓那間藏身屋一樣破舊不堪。
C.G.是一個不太多說話的女人，但你不會懷疑她的腦子是否在運轉，她很擅長将每間藏身屋裡的東西列出清單來。
我還注意到，她在進門前總會先與衆不同地敲敲門，大概是為了提醒裡面可能正在盤問間諜的情報官員。
然而，她的敲門聲基本上都沒有回應。
盡管七間藏身屋都空空如也，她依然一一敲門檢查。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當我們歇下來的時候她說，“很多藏身房都是空置的。
”
“嗯，是的。
”
“當我們需要它們的時候，我們就真的很需要。
”
“是的。
”
“哈伯德，你今天沒有看到任何服務生吧？”
“嗯，沒有。
”
“如果你看到了，你就會發現他們不是一群年輕人，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呃，如果我們的人必須要藏身幾天的話，遇上年輕的女服務生，他可能就會與這些女服務生展開戀愛關系。
”
“能說詳細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