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發來發去，我終于可以通知比爾·哈維，KU/CLOAKROOM已經變成了KU/ROPES了。
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是等待另外七十二小時來獲得下一次假名的轉變呢，還是給高級控制部的人施加壓力。
比爾·哈維讓我等待。
三天後，我上報哈維：DN/FRAGEMT派遣我們去韓國。
“這會耗費我們兩周的時間。
”他說。
“我有辦法給高級控制部一個打擊。
”我提議，其實我已經想到了應付該項提議的方法。
“不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先給DN/FRAGEMT提個申請，弄明白我們這兩周時間都要做些什麼。
”他說。
事實确實是這樣的，還有許多事要去做。
在開始的幾天，我作為比爾·哈維的助手隻不過是來等他進入布萊基一号（我們的凱迪拉克防彈車），然後我的工作就擴展到手寫記錄、各辦公室領導間的溝通，以及檢查東西柏林重要酒店房間廢紙簍裡的東西，這些東西是由女服務員送來的。
我還要對特殊的運營成本暗中記賬，處理其他情報機構官員送來的支出賬單，這些賬單都是些寫着代号的便條。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已經熟練掌握了這些業務。
我的時間有限，但是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可以不用密切關注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一點我注意到了，我們擁有一家大規模的工廠，占據東西柏林的三百四十一平方英裡土地。
各種信息如同原材料一樣湧入，在我們的情報商店和工廠裡加工，作為産品通過電報和袋子輸送到倒影池和其他華盛頓的相關部門。
我如同監督人辦公室的文員一樣，可吹噓自己的桌子離老闆很近，但這沒有任何好處。
比爾·哈維與我遇到的任何人一樣工作勤奮，尤其像夏洛特，甚至還認為睡覺都會打斷各種正經事。
白天，他會檢查數百個前一天從科恩機場來的貨物。
他不懂德語，所以我們派了一批翻譯給他，這批翻譯都得夜以繼日地在CRUMPETS工作來計數小零件、卡賓槍，比爾·哈維會認真地弄清楚航班出發和到達的時間、地點以及貨物總量；他能看懂德語的“紙箱”、“盒子”、“集裝箱”以及不在清單目錄上的貨物，另外他也能看懂“千克”和“立方米”等單位名稱，不過，他的德語詞彙量僅限這些了，他看不懂從莫斯科、列甯格勒、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進入東柏林的各種武器和商品的名稱。
他分配了一些細目給翻譯人員做，其中包括了從小零件到卡賓槍在内的數十種零件類型和數百種小型武器。
比爾·哈維編寫了一個有數千個數字代号的袖珍小冊子，像一本詞典那樣，他随身帶着這個列滿各種編号的黑色小冊子，但是他很少參考這個冊子，因為他早将這些代碼熟記于胸了。
他開着布萊基車，一邊品着馬提尼，一邊用他短粗的手指指着貨物單，翻譯人員已經把相應的代碼标在貨物清單上了。
有時候，當他想要做些記錄時，他就把馬提尼放到支架上，抑或遞給我，用他那色彩編碼筆在各個細目下面畫上紅色、藍色、黃色或綠色，這樣下次翻過這些頁碼時，或許蘇聯在柏林駐紮的各方勢力将會同他談談，至少我是這樣猜測的。
他從未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他像裁判員誦讀比賽名單一樣哼唱着，他的自言自語就像煎鍋裡的噼啪聲一樣濺入我的耳朵。
“二十六、八十一，這好像是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讓我來确認一下。
”接着馬提尼遞到我手上，拿出他的黑色本子，“該死，這是斯柯達槍而不是凱裡槍，我應該知道二六八一是斯柯達手槍C系列，型号四，那個不是已經停止生産了嗎？”他檢查了一下，然後對我說，“哈伯德，記錄一下。
”我一邊用我那隻空閑的手摸索出我的筆記本和筆，一邊用另一隻手拿着他的馬提尼，他取回他的杯子，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到支架上說道：“蘇聯要麼毀掉所有斯柯達手槍C系列，型号四，要麼重新生産型号四，或者還有第三種選擇：直接準備一場鬧劇得了。
是鬧劇的可能性很大，隻裝了九十六支斯柯達槍。
”他又從調酒器裡将自己的酒杯倒滿馬提尼，“把它放到倉庫去。
”他對我說。
那是他在GIBLETS的辦公室外另一個非常大的密室，和單人牢房差不多大，四邊由軟木覆蓋，做成一個四周合圍的公告闆，他在上面釘上每一個暫無答案的問題。
有時候，他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在密室裡來回走動，思考着那些難題，他簡直和難題住在一起了。
我的白天基本上都是與各種參數為伴。
我的辦公桌挨着比爾·哈維先生在GIBLETS和商業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