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是戴着深色的眼鏡，耳朵很大，穿着不容易發出聲音的橡膠底鞋子——他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人。
蓋倫将軍的假名：我們所知的唯一一個是“施耐德博士”，除此以外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有别的假名。
當蓋倫以施耐德博士的身份遊曆時，總是戴着各式各樣的帽子。
他就是我在運河屋遇到過的那個人嗎？施耐德博士？長着一對大耳朵的小個子男人，在和夏洛特對弈時每走一步棋子都要哼唱幾聲。
我的心情變得極為興奮，現在我終于知道興奮的感覺了。
“蓋倫手中曾經有隻天鵝，”比爾·哈維說，“這隻天鵝受過訓練，懂得朝着超聲波信号遊進。
在它的羽翼下，組織縫上了一些防水塑料小袋子，天鵝帶着小袋裡的文件，經過格裡尼克橋從波茨坦遊到西柏林，又遊回來，袋子裡裝着新的指示。
經過東德的橋下時，俄國的哨兵會給他們扔面包屑，這就是我所說的情報員。
”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C.G.說。
“另一方面，”比爾·哈維繼續說，“在過去的日子裡，蓋倫的組織每月都在擴大，德國人飽受資金缺乏的折磨。
蓋倫曾經向我們訴苦，他告訴我們他拒絕來自美國的金錢誘惑，沒有與中情局簽合同。
現在我們付錢也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了。
實際上，我們支付了一大筆錢，但仍然不夠。
這個家夥特别貪婪！你知道他不是為了讓自己富有，而是為了建立組織。
所以，他說到做到，建立了幾個情報機構。
”
“都建立了哪些情報機構？”我問。
“跟我們下設的駐地差不多，隻是他設的這些機構分布在德國的每一座大城市。
‘充實你們自己。
’蓋倫告訴他的下屬員工，然後他和美國軍方的一些老朋友通了電話，他們談到美國的腐敗問題，這就又回到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争論點上，到底是先出現了美國軍方還是先出現了美國黑手黨？不過最終，蓋倫和我們的同事策劃了這次誠信的交換：德國情報總部向美軍移交了一批無關緊要的SSD間諜，這些間諜即便招供了也肯定說不出一個敵方間諜的名字來；現在為了回報這些人給我們提供的這幾個蘇聯小喽啰，美國軍方送給當地的情報機構一卡車美國雪茄。
蓋倫組織裡的人很快就将這些雪茄拿到黑市上兜售，籌得的錢款用來支付他們員工的工資。
他們一拿到現金，美軍就出面沒收這車貨，再将雪茄還給他們；組織的人再次迅速地将它們賣給其他的黑市商人。
如此一來，同一車一萬餘箱的駱駝牌雪茄被反複販賣了五六次。
我的朋友，這就是四十年代末的情形啊，那時候我還沒來德國，多麼美好的曾經啊。
”
“你講講蓋倫将軍和杜勒斯先生的故事吧。
”C.G.說。
“噢，他們呀……”他咕哝了一下，沉默了，我可以感覺到他不想再讓我聽到這些事了。
難道是他想起來我之前令他不悅的事了嗎？
“說呀！”C.G.再次央求道。
“好吧，你聽說過亞瑟·特魯多将軍嗎？”
“沒有，先生。
”
“幾年前亞瑟·特魯多是美國軍情局的長官。
德國總理阿登納于一九五四年訪問華盛頓時，特魯多想見阿登納，他就托付蓋倫引見。
特魯多見到阿登納總理後，大膽提出中情局不應該再支持一個由前納粹運營的西德組織，并且解釋說如果這被各國媒體知道了，将會對各方造成不良影響。
阿登納告訴特魯多，他也不喜歡納粹，但是在德國政治中，不破不立。
這之後，阿登納的一個手下将這段對話告訴了蓋倫，于是蓋倫向艾倫·杜勒斯抱怨。
我們的長官又将此話帶到白宮，告訴艾森豪威爾總統，特魯多将軍在裁人方面拒不考慮美國的利益。
“艾森豪威爾告訴杜勒斯：‘我聽說你們的蓋倫真是個令人讨厭的家夥。
’
“艾倫·杜勒斯回答說：‘總統先生，間諜中沒有惡霸。
蓋倫或許是有點暴躁，但我也沒必要邀請他踏足我的地盤。
’
“緊接着就引發了高層之間的一場論戰，就連國防部秘書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都站在了特魯多這邊，但是最後還是艾倫·杜勒斯赢了。
他這個人，總是有法子讓總統站到他那一邊去，而特魯多被派往遠東去指揮空軍了。
我以為這樣就能夠震懾住蓋倫，誰知一年以後，他竟說服阿登納讓他的組織為德國服務，他一定是覺得賺德國的錢比賺美國的錢靠譜，所以才轉戰德國的，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的BND。
故事結束了，這些夠你消化的了。
告訴我，年輕人，對于這個人你還了解些什麼？”
在他講故事的過程中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問題，因為他有個習慣：講故事時全神貫注，然後，突然就冒出一個問題來，你就徹底被他掌控于股掌之中了。
“我并不太了解他。
”我說。
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後，我隻好再補充一句，“我就說說我知道的所有細節吧。
”
“嗯，細節很重要。
”比爾·哈維說。
“我在我父親的朋友家裡遇到過他，大家都稱他為施耐德博士，我幾乎沒和他說過話，他幾乎一整晚都在同主人下棋。
我很驚訝他竟然記得我。
”
“那家主人是誰？”
“休·蒙塔古。
”
“休·蒙塔古是你父親的好朋友嗎？”
“他們的友情到底怎麼樣我不是很清楚。
”
“但是關系好到可以邀請你共進晚餐？”
“是的。
”
“蒙塔古和施耐德談了些什麼？”
“沒談什麼，施耐德以一個演奏會鋼琴家的身份出現，他彈了一曲狂奏曲，說是為東德總理威廉·皮克彈奏的。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