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夏洛特說，“我們講解了一堂關于間諜活動的課。
對間諜活動這棟‘大樓’來說，事情的真相就是地基。
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更多更複雜的反間諜活動，這棟‘大樓’的地基就不是真相而是謊言了，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反間諜活動是建立在靈感的基礎上的。
在這個領域的人們都有成為冒險家、貴族、變态的傾向，然而，那樣的人占據了這個團隊的一半，他們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支持他們，這個組織非常注重細節，在裡面連流氓和學者都能相互勾結，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進行反間諜活動的難度不可估量。
就好像一個誠實的男人撒謊的時候他就感覺很不安一樣（因為他很少說謊話，撒謊的感覺他很不習慣），一個經常撒謊的人也是一樣，他如果說真話他就感覺不安全了。
沒有人可以誘捕一個由裡而外全是騙子的人。
比如說，他告訴你周二晚上他和一位年輕女士一起坐在十四号包廂裡面看演出，當你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周二晚上十四号包廂裡面坐着的毫無疑問是你的朋友，因為他每次看演出都是一個人坐在十四号包廂裡，從沒變過。
那麼這是什麼情況呢？這時那個撒謊的人會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然後告訴你說，他從來沒有說過他周二晚上是在十四号包廂裡面，而是在四十号包廂裡面看演出的，而且說這話的時候是那麼理直氣壯讓你不得不信以為真。
撒謊的人和誠實的人一樣享有簡單的生活。
”
我被那些長官的笑聲觸動了，他們笑着似乎在說在這個話題上保持幽默感是私人保護的一種手段。
“當然，反間諜活動也不會允許肆意撒謊的行為。
相反，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揭露真相，但是在一個更大的謊言的保護之下揭露相對的真相：我們聲稱那些從敵方為我們機構竊取情報的情報人員是受雇于我們，然而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們中的一員。
這樣一來，我們的反間諜活動就能進行得暢通無阻，但這隻是理論上，實際情況并不是那麼樂觀。
我們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都是很厲害的角色，想要欺騙對方都是很困難的。
波蘭的背叛者應該抱着被美國認可移居美國的心态接近我們，然後我們告訴他讓他繼續在華沙的組織工作幾年，隻是身份變為我們的特工為我們工作而已，以此來賺取美方的信任從而實現移居美國的願望——這種做法是衆所周知的。
假如他接受了這筆交易，那麼從他為我們效力的第一刻開始我們就得對他持懷疑态度：他是真的忠誠于我們還是說他隻是一根牆頭草？這時我們就要測驗他。
我們命令他去竊取他本該拿不到的情報，如果他對我們是忠誠的，那麼他就得回來向我們報告他失敗了。
可是呢，你看，他把消息帶回來了！他帶來的消息十分準确，因為我們已經通過其他可靠渠道獲得了這條消息。
這樣的話，我們得更進一步測試他。
如果他又一次通過了我們的測試的話，我們隻能說，他太厲害了，他很成功但同時也說明了他很失敗。
我們要不要踢開他呢？不，至少現在還不能踢開他，我們得等到确認蘇聯安全委員會相信他的這個雙重間諜已經完全騙過了我們的眼睛。
畢竟這也算是我們的一個工具啊，我們讓這些雙重間諜去竊取我們不需要的資料，把蘇聯人引向錯誤的方向，讓他們對我們的需求有一個錯誤的認識。
當然這個錯誤信息的迷惑性得足夠微小，不能和他們之前對我們的了解有太大出入，否則太不可信了，反而容易刺激他們看出我們在利用他們的特工。
“這就已經讓你歎氣了嗎？這個案例的複雜程度與我們的真實情況都沒法比，現實中我們會利用許許多多的方式來反間諜，現在這個時代，反間諜的唯一限制條件就是人力資源。
我們需要大量的情報人才來檢測我們所犧牲的每一條秘密信息對于引導敵人走向錯誤方向到底有多大的價值，許許多多訓練有素的情報人才都在檢驗這些精心策劃的謊言的可信度，這就是反情報工作的内容，除非這些信息涉及最高級别的‘賭注’，他們才會銷毀這些信息。
你們聞到一股怪味了嗎？這不是硫黃爆炸也不是燃燒硫黃粉的味道，而是我們的過度工作使得電路自燃所散發出來的氣味。
”
這個時候，駐烏拉圭使館的指揮官突然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