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
然而，積極主動的參與讓事務所很不安，因為我們這七個孩子不小心跑進了MRO的流動據點，那些人是非常忠實的極左分子，他們相信武裝保護的力量。
于是街上出現了争鬥，還有人被拘留。
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下被警察抓到，那麼事情就糟糕了。
這次蒙得維的亞所受的打擊很有政治意味，左派或者右派，這取決于選區（畢竟，我們是在南美）。
奧古斯都隻授權讓我與這些孩子出去一次，之後就下了禁令。
第二天格斯告訴我：“在你回來之前，我都睡不着覺。
”我早上五點鐘才回家，然後打電話到他家彙報我對孩子的每項指令，好讓他最大限度地放心我沒有做任何出格的事。
但是，不安仍舊在那。
好好想想吧，街上疾馳的舊卡車，耀眼的閃光燈，還有流浪漢和醉鬼淩晨兩點還在街上晃悠。
他們是共産黨的眼線嗎？我們在破壞烏拉圭共産黨（PCU）的海報，而這意味着我們已經進入工人階級區。
淩晨兩點，那些貧民區安靜得跟墓地一樣。
這仿佛帶我回到了青春期，有那種第一次喝了酒、腎上腺素充滿四肢的感覺。
然而，在一個普通的星期二，我待在距離孩子們半英裡以外的無線電通信警車上，用步話機跟AV/ALANCHE-1号保持聯系，他很喜歡這樣的安排。
AV/ALANCHE-1号是一個堅強、瘦長壯碩的孩子，有着一頭濃密的黑色卷發，他讓我很放心。
一旦發生意外，我便能在他們附近下車，将他們保釋或将他們送院治療，總之有我在他們的狀況會更好。
然而，奧古斯都告訴我隻在後面開車跟着确保他們在做事就行。
我按他說的做了，但是我很不開心。
我安全地待在通信車上，而孩子們正冒着風險，而且我還不能信任他們。
奧古斯都總是擔憂顧慮，但他也并不完全錯誤，有時孩子們任務還沒完成一半就因為緊張而逃跑了。
讓人惱火的是，他們事後還不向我報告。
這些情況我都記錄在案，盡管不愉快，我還是要付他們錢。
如果情況更糟糕，那我就得跟AV/ALANCHE-1号談談。
至于我其他的日常工作，就沒有那麼吸引人了。
一開始情報局還擔心我們無事可做，因為這裡的工作通常有一點無形，而且國家看起來很大（所有的國家，就算是像烏拉圭那樣和平的小國，因為辦公人數很少，所以顯得國家很大），所以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确保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舉個例子。
某天，我九點到辦公室，喝一杯咖啡，然後開始閱讀當地的報紙。
這本要花上兩個小時，但幸虧我懂西班牙語，所以隻在上面花了半個小時。
慢慢經過幾個星期，政治狀況的細微差别對我來說開始逐漸變得清晰了。
當然，我也會和我的其他同事——行動事務員、通信官員，還有駐點的行政助理（也就是梅休的秘書）——讨論政治人物和當地的事件。
基特裡奇，這就是我們駐點辦公室裡的所有人員。
出了大使館，我們還可以吹噓說我們還有兩位掌管合同事宜的操作人員，之後再跟你說細節。
辦公室的同事每天都要讨論當天的新聞，所以我盡可能從高級行動事務員謝爾曼·碗哥那裡學習我能學到的東西，他是對烏拉圭政治最了解的人。
所有那些在培訓時我不感興趣的東西——工會、當地黨派演習等，現在都能成為每天讨論的内容。
結束當地新聞分析以後，我們要精讀前夜所有的電報通信，我們先讀自己的電報，然後再詳細閱覽同事的電報，因為我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