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就得替補上去。
舉個例子，例如我的一位同事，也就是行動事務員傑伊·蓋茨比（你能相信這是他的名字嗎？他是我見過的最無趣的人），他與奧古斯都出去打高爾夫四人對抗賽，他的頭号特工AV/IDTY打電話進來，很顯然，我必須對蓋茨比的項目有所了解。
消化完所有傳來的電報，我們就開始寫發出的電報了，甚至還寫一些循環賽的東西，隻有這樣那些特意寫的東西才能發出去。
就這樣一直坐在電話旁邊，偶爾接到一兩個來電，很快就到了吃午飯的時間。
下午，我特意安排了時間學習烏拉圭官員的外出行程，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共産主義的支持者，訪問巴拉圭、巴西、阿根廷，在那裡跟很多共産黨員一起開會。
我還發現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大量貿易訪問團去了東歐國家和蘇聯。
我們在加拉斯科機場海關的特工AV/OUCH，一直觀察着這些團體的進出，目前正在建立檔案，但是需要時間，這都需要時間。
有一天晚上我與AV/OUCH一起吃晚餐（這個來自貧窮小家庭的男人對大餐非常滿意），我告訴他我要再雇傭一個特工AV/OUCH-2号。
這讓我想起了在農場時休·蒙塔古的“低調星期四”。
雖然駐點還沒有高級情報官員來處理政府緊急事務，但是現在再雇一些小特工并不困難，隻要有錢。
AV/OUCH-2号很渴望在邊境檢驗處謀得一官半職，記錄去過目标國的返程烏拉圭人。
當然，我們安頓好這些當地的共産主義者後，仍然存在後續問題需要處理。
梅休缺乏創新精神，這讓我很痛心。
我滿心想把這些烏拉圭的共産主義者轉化成雙重間諜，但是奧古斯都告訴我要等霍華德·亨特回來再決定。
如果是下午三點半，那麼辦公室的我們一定正在仔細檢查今晚參加大使館活動的外國人資料，我們得向大使彙報要小心哪些可疑的貴賓。
最終，通過我們的烏拉圭記者AV/ERAGE（負責采訪社會問題），我們追蹤到因其他使館事務而受邀來館的人。
如果某個烏拉圭共産黨官員的名字出現在英國大使館的貴賓名單上，那這就是一條很有價值的信息——他是被盛情邀請的呢，還是欺騙了大使館？如果是後者的話，我們要提醒大使嗎？
到了傍晚，我們當中的一兩個人可能要去和特工見面，有時在安全的安全屋，有時在咖啡廳（但是，唉，我真的不擅長這項工作），之後就開始了夜晚的工作。
因為我不用去打高爾夫球或網球，而且我有參加晚宴的燕尾服，所以參加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大使館活動成了我的職責，這真是太滑稽了。
在柏林，我從未參加任何一場雞尾酒會，但是在這裡，我幾乎每晚都出去，有時候我的燕尾服還遭到謝爾曼·碗哥的嘲諷，他說我是一個用商業形象僞裝自己的國務院人員。
碗哥是一個很有才智的人，我私下裡叫他謝爾曼·燕麥粥，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俄克拉何馬州博士，有着厚厚的雙下巴，每天甚至要刮兩次胡子，同時他又是我們情報局典型的偏愛艱巨任務的勇士，也是奧古斯都很信賴的人。
碗哥的待辦事項是最多的了——他有一個世上最不開心的妻子，同時他又是對烏拉圭政治理解最全面的一位，而我必須承認，他的理解跟我們其他人比起來多少有點創新意味在裡面。
然而，他非常嫉妒我在派對和舞會上的出色表現。
燕麥粥也多次參加了派對或舞會，但總是表現不佳。
為了刺激一下他原本沒有的運動細胞，他很認真地每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