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裡奇的信還沒寄到我手裡，亨特就已經來到蒙得維的亞上班了，所以看到信時我對亨特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1月29日
最最親愛的基特裡奇：
我的新上司昨天到了蒙得維的亞，跟他一起的還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一個女仆，還有一輛凱迪拉克。
這周梅休就會離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一切來得好快，梅休也這麼認為。
新長官萬歲！天啊，亨特和他的妻子桃樂絲出場規模堪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和塞爾達——22件行李，件件都印有E.H.H字樣，另外還有未統計的家具和紙闆箱。
所有這些都是蓋茨比告訴我們的（他說話時的語氣就跟他發現新大陸了一樣），上級派他陪同梅休一起去碼頭接亨特，帶領他及他的家人過海關（當然，局裡的規章就是不準大張旗鼓地迎接新長官的到來）。
亨特一行人暫住在維多利亞廣場酒店，他的随從已經着手在尋找蒙得維的亞最好的郊區卡拉斯科的房子了，那兒離市區十公裡。
駐點就要發生巨大變化了，雖然亨特到來時安靜又友善，但是他一進入房間就變得很雀躍，很明顯他非常高興，但隻是為他自己而高興，這算是他作為新駐地長官的首次吝啬吧。
現在不方便繼續寫了，明天我會寫完這封信。
哈利
然而，第二天她的信就到了我手裡，于是我決定把我的信放一放。
我們對亨特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而我不想再收到一封訓誡信，畢竟，亨特到來以後駐點的工作變得有趣多了。
梅休還沒徹底離開駐點（正常情況下上一任長官的離職會在一個月内結束，而梅休隻花了七個工作日），我們就已經聽說了新長官将會非常活躍。
我們組建了一個六人小分隊，另外加上南希·沃特森，我們圍坐在他辦公室的圓桌邊（亨特到來的第二天），靜靜地傾聽他給我們的演講，心中的希望也随着他的鼓舞而增加。
“自我從東京回到華盛頓，”亨特說，“我就一直在研究這個駐點，我保證我會讓這裡煥然一新，但是在我們分析和改正之前，我想要讓你們知道情報局最新委派的你們的新上司。
這是我首次擔任駐點長官，但是我知道自己有這個資格坐這個職位，而且我也知道局裡為什麼派我來。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從布朗大學畢業之後去了美國海軍艦隊服役，參與了V-7項目，後來又經曆了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個速成項目，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個月之後珍珠港事件就發生了）提升為驅逐艦梅奧的海軍少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旬，北大西洋上響起一陣平常的季度警報，我在攀爬塔樓的階梯時受了戰傷，傷勢異常嚴重，于是上級允許了我光榮退伍。
我知道你們很好奇我究竟受了什麼傷竟然能光榮退伍，好吧，我告訴你們，是與命根兒相關的，但是沒有後遺症。
感謝上帝，我還能‘打炮’。
”
我們笑了，甚至連南希·沃特森都笑了。
這個“笑話”在别人看來或許微不足道，但是對我們來說卻意義非凡，因為僅憑這一點我們對新長官的了解就多過了梅休。
“在康複期間，我寫了一本小說叫《告别東方》，這本小說已經被阿爾弗雷德·A.出版社出版了，沒過多久，《生活》雜志便選我做了他們南太平洋戰區的戰地記者，取代約翰·海爾賽去了布幹維爾島和瓜達康納爾島工作。
一九四三年，回到紐約，我又在OCS服役，沒過多久，又被委派到OSS進行訓練，後分配去中國，我飛越駝峰航線，‘二戰’結束時我還在昆明。
之後我便進軍好萊塢專職編寫電影劇本，那時候我就去了巴黎為埃夫裡爾·哈裡曼的馬歇爾計劃工作，不久以後，被弗蘭克·威斯納雇傭，加入了政策協調處。
你們當中有人聽說過一位才華橫溢的同事名叫威廉·F.巴克利的嗎？他創辦了《國家評論》雜志，自任首席編輯。
”
我們點點頭。
“好的，熟悉那本雜志是件好事。
巴克利是我在墨西哥任職時的助手，工作很出色，如果他沒有去辦雜志，可能現在就會坐在我們中間一起開會了。
離開墨西哥之後，我被派遣到華盛頓擔任東南歐地區的秘密行動長官，這就意味着我的工作地點搬到了總部，同時我還會出差去雅典、法蘭克福、羅馬和開羅。
再然後我就被調去危地拉馬項目的宣傳和政策指揮中心，在那裡和三百個人共同完成了一項精彩的心理學和無線電通信行動，我個人覺得這項工作做得非常精彩。
我們的成功讓阿本斯政府倒台。
摩西計劃進軍以色列，但是他從未到達那裡，而我也沒有機會享受我的勝利果實，因為我已經被派去東京了，去那兒指揮北亞地區的秘密行動，我再一次成功地阻止了中國共産黨傳播思想到日本和韓國，大大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