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6日
親愛的基特裡奇：
我原本幾周之前就要回信給你的，但是蘇俄分部卻總是要我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我多希望每天晚上回到旅館就能忘掉那些破事，好讓我安安穩穩地睡上一覺。
此外，沒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很擔心，有時候，我會懷疑自己是否沒拆看信封就把信全部打包堆積放在了一邊。
如果你總是受到S的審問的話，那麼人不瘋才怪。
你也許知道我和馬薩羅夫的關系是多麼真誠，一點沒有虛情假意。
但是，蘇俄分部并不這麼認為。
我向華盛頓發送了一份長電報，内容有關我和蘇聯新朋友見面的事。
在我發送之後，我收到的卻是一份調查表，與我給你寫的信有關。
回複這個調查表，耗了我一天半的時間。
之後，奉蘇俄分部的命令，有個人親自過來審問我，通過他的聲音和外貌可以判斷出他是一個芬蘭愛爾蘭人。
他稱自己為歐梅勒（聽起來像是歐米勒），個子不高，卻很瘦，他的頭發很好，不然的話，可能就已經謝頂了，他的胡子我也很喜歡。
他胸前的毛發很濃密，一部分翹到了襯衫外面，還有一部分到了脖子上，看起來就像衣領的邊緣一樣。
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營養不良的野豬，你能想象得到，霍華德·亨特遇見希爾馬·歐梅勒會是多麼的可笑。
但是歐梅勒并不在意别人稱他為“該死的”，他隻是做好他的本分工作就好了。
我隻在他冰冷的辦公室待了一天，就不禁想到了發生在我母親家的一件事：美好的早晨，廚師在烤箱裡發現了蟑螂，由于女仆沒有洗烤架，于是準備棄之不用，大家便坐等滅蟲隊的到來。
我說這個并不是要惡心你，隻是歐梅勒就像一個清道夫一樣，不會為他的敵人留下任何一點可以吃的東西，除了它的屍體。
蘇聯共産黨員是狂熱的寄生蟲，克格勃是既狂熱又隐藏得很好的寄生蟲，我和後者已經打過交道了。
這一點我說得有點誇張，但除此之外，我并沒有誇張。
他問我是否記得馬薩羅夫戰争照片裡面的内容，不停地問，我隻覺得自己被負罪感包圍，除此之外便再也想不起其他的東西。
确實，我懷疑自己是因為缺乏動力，才沒有記住相關的内容。
希爾馬肯定打從娘胎裡就具備了冷靜的分析能力，他讓我無休止地反複叙述每個問題。
我在電報中把鮑裡斯和齊尼娅描述成“可以相處”的時候，我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我原本打算客觀地評論一下，但這引起了蘇維埃普魯士部門反間諜小組的強烈擔憂，我告訴你，會面的各個細節都被問到了。
我怎麼可能記住下棋的準确步驟呢？我盡力回憶比賽的過程，以便讓他們感到滿意，但是不可能從一開始下棋到最後結束的每個步驟都說清楚，這激怒了希爾馬·歐梅勒。
很顯然，馬薩羅夫很擅長下象棋（至少從他們原先調查檔案中得知，記錄中馬薩羅夫的年齡是32歲，而不是37歲），所以他們懷疑他在比賽中是否給我下了套，這關乎他是否有故意吸引我的動機。
我一遍一遍地對他們說，不是這樣的，他并沒有引導我，相反，我很尴尬，在第十五步的時候就認輸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那些家具分門别類，蘇俄分部着手調查這些家具的來源地，期望能從馬薩羅夫父親的莫斯科公寓和齊尼娅母親的列甯格勒公寓找到更多線索。
弄完這些之後，他們又繼續審問我，關于他書架上的美國小說和戲劇——這些書卷有幾成新？翻閱的次數有多少？他是想從我的答案中猜測這位俄羅斯官員是不是同時也是一位美國文化方面的專家。
然後我們又談到了齊尼娅的詩歌，他們認為我暗中和馬薩羅夫聯系。
單位發的磁帶僅有一個小時的電量，所以還沒談到這個話題磁帶就沒有電了，因此，他們要求我重現當時沒有被錄下來的對話——我建議這首詩可以在美國出版時，這對夫妻當時是什麼反應？我是否确定齊尼娅當時隻是咕哝地說一聲“太瘋狂了”？
他們在“我已墜入深淵，很深，很深”這句詩上磨了多長時間（當然，他們認為馬薩羅夫說的這句話有很大的漏洞）。
第二天，我對歐梅勒說：“每個中情局的人和俄羅斯人見面都要接受你如此詳細的拷問嗎？”
他笑了，好像我是一個傻子，居然會問這樣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就是任人宰割的魚肉。
到了第三天，亨特把我帶到了他最喜歡的老鷹莊園去吃午餐。
他對我說，蘇俄分部上下都處在一片喧嚣中，關于鮑裡斯的檔案調查出現了不一緻。
因為，我的報告中稱他為37歲，與他們部門的32歲出現了差别，他們都很憂慮。
現在的問題是，現在住在那棟别墅裡的是鮑裡斯本人還是另一個人？亨特說：“另一個問題是，鮑裡斯想叛變，還是想欺騙你？”
我說：“他說他有自己的實際目的，其他的事我就幫不上忙了。
”
他回答說：“這事會過去的。
你在柏林的不良記錄給你帶來了消極的影響，但是僅僅和積極的影響相抵消。
若鮑裡斯叛變，你将會得到所有榮譽。
”他點了一下頭：“但是，夥計，你下次做事的時候要更加謹慎。
”
我說：“這不符合情理啊。
如果鮑裡斯想要歸降我們的話，為什麼他還要耍我，讓他自己身處危險中呢？”
“因為齊尼娅和瓦爾科夫的事，鮑裡斯可能判斷有誤。
”亨特正在品嘗剛剛打開的葡萄酒，一臉苦相。
“霍文，”他對服務員說，“這瓶酒太差，給我換瓶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