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洗手了。
中間，我發現自己竟然認真地傾聽我倆發出的聲音，而且還拿它與齊尼娅和瓦爾科夫同時達到高潮時的聲音相比較，甚至我還設想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和薩利做愛，真是刺激！這些俄國佬會不會在謝爾曼離開前把錄音帶交給他？我和謝爾曼會不會在大街上單挑，以此作為我倆的最後道别？我們虧欠馬薩羅夫和瓦爾科夫太多了，他們那麼努力地證明自己的合作能力，可是兩個人沒有一個回到了莫斯科。
謝爾曼和卡恩斯離開之後，代替者（一個聽從于我、自稱無所不知的老兵）就來上班了。
接着就聽到亨特喪親的消息。
當時亨特與桃樂絲正在卡拉斯科的鄉村俱樂部跳舞，使館的值班員就打來電話，說亨特的父親去世了。
亨特第二天早上飛到了漢堡市，又去了一趟紐約，回來時整個人變得十分憂郁，但我卻為此更加真誠地喜歡他了。
因為他有他的痛苦，我有我的哀傷，我們倆可以深切地體會對方的感受，也可以間接地為彼此療傷，也增進對彼此的了解。
有天一大早，我開車去卡拉斯科給亨特送南美地區經濟調研報告，我以為他會上交給貝尼托·那頓，結果他帶我出去散步（桃樂絲在家準備早餐）。
他家别墅的對面是一座天主教公立高中，亨特的兩個女兒——穿着白色上衣，戴着寬大的黑色領結，正在亨特家阿根廷籍保姆的陪同下進校門。
他朝她們揮了揮手，轉而告訴我：“你得愛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女人。
”他的嘴角露着酸楚，說道：“我的父親，從始至終都希望他的兒子是個天主教徒。
”霍華德聳聳肩，“可是在美國有種感覺太緊張了，暫且說是反羅馬情緒吧，你說是不是？”
“我想也是。
”
“你覺得這種情緒滲入到我們機構裡了嗎？比如在人員配置方面？”
“我希望機構沒有受此影響。
”我答道。
他歎了口氣，他與伍德沃德有些過節。
我從來都不知道亨特的錢是來自他早期出版小說的稿費以及後來的明智投資，還是桃樂絲嫁給他時帶來的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