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亨特離去後，我又在烏拉圭逗留了幾周，直到五月初才回到美國。
多謝有這幾周的假期，我才有時間去緬因州，希望可以穿過荒漠之山去看望住在多恩的基特裡奇。
但我卻無法鼓起勇氣。
如果她拒絕了我，我今後還能抱有什麼幻想呢？如何保存這份浪漫的遐想才是最現實的問題。
因此，我去了更遠的北方，來到巴克斯特州立公園，爬上卡塔丁山。
在五月去這些地方旅行确實不是明智的選擇，黑蒼蠅橫沖直撞讓人忍無可忍，一直到我爬到很高很高、通向山頂的山脊時，寒冷的風從山頂吹下來，才擺脫它們。
那片山脊被稱為“刀鋒”。
要走過去并不是什麼難事，也就一英裡的路程，但是它的兩邊就是萬丈深淵。
雖然路有幾英尺寬，但時值五月，“刀鋒”上的冰并未完全融化。
而後，順着斜坡往下，小路在下午三點就已經被濃濃的陰影遮蔽了。
我在滿是冰雪的山谷中艱難前行着，非但沒有感覺到孤單，反而覺得自己是美國的一位隐居者。
我受到啟發，明白忽略像政治這樣大而普遍的事情确實是很可怕的。
我在情報局是個怪人嗎？在柏林的那段時光匆匆而過，來到陌生的烏拉圭政治世界，我竟變得這麼活躍。
現在我準備動身前往古巴，負責做研究工作。
我回到紐約，找到一間遠離時代廣場的廉價旅店，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讀書室待了一周，試圖突擊深入研究一下我們這位加勒比海上的鄰居。
我讀了一兩本曆史書，但能記下來的實在是寥寥無幾——我無數次在書本上睡了過去。
我已經做好準備去推翻卡斯特羅了，但我一點也不想學習任何有關他及其統治下的政府的事。
但我已然滿意于自己能學習《時代》的背景知識，因為基特裡奇曾經告訴我，杜勒斯先生希望情報局官員接受某種觀點時也經常用那本雜志，恐怕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了。
卡斯特羅第一年當領導人顯然難以令衆人滿意。
古巴國内充斥着如此多的争端，部長大臣如走馬燈般更換，輪番上演辭職以抗議新出台的法律。
不久之後，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