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
在這次生死存亡的行動中，我寫了這些日志并傳至基特裡奇·加德納·蒙塔古手上，傳遞任務将由我的父親博德曼·金伯爾·哈伯德負責，并由他審查我這些日志的安全性。
我希望這不會給兩位帶來諸多不便。
那就讓這第一篇日志做封面頁吧。
接下來的日志會裝進信封裡，并按照上述方式傳遞并妥善保管。
1961年4月4日，情報之眼
這是第一篇日志。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決定開始寫日志。
入侵古巴的行動将會在4月17日拉開帷幕，精确點來說的話，距離今天隻有兩個禮拜了。
我期待飛到灘頭陣地和古巴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們并肩作戰。
這也許是我生命的最後兩周了，我以此方式來記錄我最後的生活。
1961年4月5日
基特裡奇，用這樣的方式和你交流，我感到十分抱歉。
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交給休·蒙塔古再轉交給你，請你一定跟他交流好，這是因為他是除了我父親之外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了，休的思想是我所見識過的最高深的和最有影響力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希望他成為我和你之間的中介。
如果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應該不希望你看到這些日志，甚至會直接銷毀它們。
所以，如果他要看這份日志，那我壓根就不會寫了。
畢竟，從八年前的夏天開始，我就一直絕望地愛着你。
哪怕我戰死沙場，我也會珍惜這份愛，因為它給予了我精神财富，使我能夠直面死亡。
我們和共産主義的鬥争會給我們每個人的靈魂帶來尊嚴和制裁，這也正是我男兒本色一展身手的好時機，而且，我是真的愛你。
因為我很敬畏休，現在有了我保家衛國的機會，這也給我一個機會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庇護神。
好了就說這麼多吧，我可能說了一些不需要說的話，請見諒。
至于剩下的日志，我會每天記錄書寫，以滿足你的好奇心。
1961年4月6日
考慮到我們機構不規律的性質和它的獨立性，我忽然想到你可能還不知道情報之眼的位置。
我們就如同從I-J-K-L扔出去的石頭，在俄亥俄大街上——這條街曾經是一個瀕臨波托馬克河的軍營——進行一場我們自己的“二戰”。
不用說，我們需要特殊的身份證件，并且要繞開情報局其他部分，隻能在我們自己的通信中心活動。
這種模式成功地應用于危地馬拉事件中，理論上也同樣适用于現在。
好吧，我們的确是距離倒影池更近了一步，但華盛頓沼澤地的排水管還是堵塞不通，舊軍營的地闆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年久失修的通風設施也一遍遍地告訴我們這裡遺留了太多的問題。
我們還必須花費很多錢來買除臭劑、沐浴露，否則我們就真成了臭烘烘的野獸了。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環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莫大的阻力，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如此關注過個人衛生問題，工作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區域，我們真是有的罪受了。
盡管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但不可否認我們的苦行已經開始。
每一次我回到華盛頓工作，我都會想起它來。
惡劣的環境就是我們在當地的一座堡壘。
不管怎樣，都沒有太多要說的，不過就是一座兩層的軍營。
樓上是新聞室——亨特和我的轄區。
辦公桌、海報和宣傳工作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還有到處可見的小隔間，北端是專供繪圖員使用的畫室。
比起一樓來說，我們這裡的光線算是很不錯的了。
一樓的戰情室（人員同樣需要另外的新身份證件，哪怕我要去隔壁裡卡爾的辦公室也得花費48小時來接受檢驗核查才會放行）當然是每個人都想待的地方，那裡有完備的通信系統、大幅地圖和覆蓋着醋酸鹽的圖表，走進去就如同置身于聖所一般。
此刻我想起了手術室，在動刀之前，它們都是一樣的肅靜。
1961年4月7日
霍華德在情報之眼的直接上司叫奈特，在烏拉圭的時候，霍華德就經常說起剛去危地馬拉的那段日子，那時奈特是為他工作的，所以我知道這個人的真名叫作大衛·菲利普斯。
這種領導與下屬轉換角色的事總是讓人覺得很尴尬，所以其中一個人必須假裝毫不知情。
但諷刺的是，這根本就無所謂，就算我們真把他當成大衛·菲利普斯，也不會損害到情報之眼的一絲一毫。
在邁阿密，或許假名的問題還算是個問題，但在這裡，這個問題還比不上人們對彼此個人衛生的關注。
因此，在這份日志裡，我會叫他大衛·菲利普斯。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更适合他——高大健壯的身材，俊朗的臉龐，男人味十足，而且看起來還十分智慧、修養翩翩，即使是拍電影分派角色，他也是中央情報局人員的最佳人選。
現在，他在這兒負責整個宣傳部的工作。
大概在1958年左右，他和中央情報局切斷了往來，在哈瓦那設立了一間公共關系辦公室，并且很合理地預料到了巴蒂斯塔會輸給卡斯特羅。
他期望在卡斯特羅新的統治下，所有以前的宣傳公司都不再受歡迎，但結果卻是他根本指望不上卡斯特羅，因為古巴很快就轉為了左翼勢力的天下，共産黨是不會允許除了他們自己之外的人來負責宣傳工作的。
考慮到菲利普斯的立場，當時情報局也與他合作在哈瓦那完成一些聯絡工作，所以當他抽身前往美國後，特雷西·巴恩斯又再次雇傭了他，并且提拔了他。
菲利普斯現在的事業可謂是坐上了高速電梯——升勢迅猛啊！雖然他和霍華德表面上相處得很好，但我能猜到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
菲利普斯一直對我很好，我雖然不是特别喜歡他，但對他也有好感，可能是因為他那與生俱來的親切感吧。
他本來能在大公司謀得一個管理職位，像美國通用、IBM、波音、通用食品、《時代》或者《生活》等雜志社等等，他如果想去這些地方道路肯定是暢通無阻，但我猜他是跟霍華德一樣的野心勃勃。
但是，他有個很讓人受不了的特點，就是他總愛講故事。
這些故事還挺有趣，輕輕松松就戳中你的笑點。
但是，每當被他講的故事逗樂的時候，我都感覺就像是一根裱花管在往外擠奶油，給你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知道，”他用熟練的口吻說道，“貝魯特有一位美國記者，有一次他開着一輛大衆汽車前往大馬士革，可是到了叙利亞的邊境，年輕衛兵把他給攔了下來。
為什麼呢？因為他涉嫌走私汽車發動機引擎。
原來叙利亞政府為了減少貪污腐敗，将它們的皇家衛兵都送去了農場，所以這位身着制服的新面孔從來沒見過這種後置式交通工具。
然而，這位記者可是個老油條了，他聳了聳肩，掉了個頭，一直開到了五百碼外的黎巴嫩哨所，然後又掉頭返回了叙利亞海關。
”
“這個衛兵走到了車後面（前一次他是在車的前部），打開了後備箱，發現裡面空無一物，就說，‘你可以進入我的國家了。
’所以這位朋友就倒着開進了叙利亞。
”
基特裡奇，你知道這裡有多少這樣誇張的奇聞逸事反反複複來回講嗎？我隻好盡我所能地回避像菲利普斯這樣的人。
這種幽默讓我想起飯前要喝一杯的人，他們并不喜歡喝酒，這樣做隻不過是遵照醫囑罷了。
不管怎樣，目前我們是“三足鼎立”的局勢——菲利普斯講他的笑話，霍華德負責嘶嘶長歎，我則在一旁暗自發笑；隻要我們的笑聲足夠持久，停下來的時候就會像一輛刹車很靈的慢速行駛轎車——這真是夠人消磨靈魂的了。
1961年4月9日
戰情室收到了一份關于我們租賃貨船的報告，它們是用來運送士兵的部隊運輸船，而且士兵們已經抵達尼加拉瓜的卡維薩斯港口了。
通過哈利法克斯我了解到它們都是年久失修的舊船，勢必會降低運載供需品的效率。
我們在現場的人反應都不太積極，其中還有人跟卡爾說：“這給我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
希望這不會增加這次行動的風險。
發燒和寒冷一直折磨着我，但二月大部隊算是有了較大的進展——他們的人數翻了一倍，也正因為這才導緻大部隊中一半的軍人都無法受到充足的訓練。
就在幾天前，第五營和第六營才剛建立起來，參軍人員也不過是前兩周才剛簽約招募過來的。
由于它是一支中産階級隊伍，其中隻有50位黑人，因此人們有理由擔心我們的人員組成。
這也的确成為了一道難題，因為古巴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黑人。
此外，情報指揮部告訴我們，隻有25%的古巴人反對卡斯特羅。
不知怎麼的，大家竟然并不關心這個問題，而且似乎大家還因為不關注情報指揮部的信息而感到驕傲。
但是，我一直被那個數據困擾着：隻有25%的古巴人反對卡斯特羅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卡斯特羅不來一場公開選舉而采取武力革命呢？這次襲擊我一直是底氣不足搖擺不定，特别是當我想起卡斯特羅的軍隊，我就感到陣陣寒意。
我方估計，卡斯特羅至少有三萬訓練有素的精兵，他的民兵組織數量是這個數字的十倍。
當然，我們猜測卡斯特羅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兵組織的軍心。
古巴的戰争史一向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換句話說，古巴是個具有魔力的系統。
所以當我想到這個結果時，哪怕自己發燒我也感覺很好。
據卡爾所說，戰鬥一直是最大的魔術秀，充滿了障礙和偶然性。
不過無可否認，我依然很擔心大部隊。
1961年4月10日
我收到了一封從贊尼特發來的報告——我在邁阿密的頭号情報員，也就是我在烏拉圭的同事福爾特斯，一直在提醒我注意馬裡奧·加西亞和羅蘭多·馬斯費雷爾這兩個人，他們的極右勢力正在籌劃暗殺古巴革命委員會的人。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威脅。
如果我是卡斯特羅，我就不會逮捕馬裡奧在古巴秘密組織裡的人，至少要等到他們完成刺殺任務以後再對他們采取行動。
所以他猜測這個馬裡奧和其他人一樣已經被卡斯特羅滲透了。
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卡爾時，他對我搖了搖頭，并問道：“你有看報紙嗎？”
這時剛好有一版《華盛頓郵報》在我面前，我看到羅蘭多·馬斯費雷爾今天被邁阿密的聯邦陪審團控訴了，理由是參與謀劃了向古巴發動軍事遠征行動，違背了中立法。
“好吧，”我說，“我們并沒有搞砸所有事情啊，難道不是嗎？”
“确實。
”卡爾說。
1961年4月10日，又一則日記
亨特、菲利普斯和我都在二樓的會議室工作，這聽起來一定很像我們在給電腦編程，一經要求即可打印出詩歌來。
諾曼底登陸日到來的時候，我們位于天鵝島的短波發射器将發送大量的信息到哈瓦那和古巴其他省市，以此來幹擾DGI任何部門對我們的竊聽，甚至不惜使古巴的通信系統癱瘓。
盡管這些信息内容并沒什麼意義，但最起碼也能反映出情報技術，這是幹淨利落的一炮！停留在古巴的自己人則會忽略他們看不懂的信息，把它們推給别人去處理，畢竟DGI會有義務破譯每一條編碼。
我們這邊呢，也無不在盡責地調整每一條信息，像作家一樣斟酌一字一詞。
舉個例子，比如“甘蔗地裡的豺狼自由散漫”，我們會争論這些豺狼是不是古巴本地的，以及它們是否對甘蔗地有一種向性反應。
我們不想讓别人看出來我們對古巴自然曆史知識的匮乏。
我們當然可以請教我們這邊的哈瓦那居民，但我們隻是給情報指揮部的加勒比部門打了咨詢電話，因為他們并不參與這次行動，所以就不擔心詳情洩露的問題了，我們僅僅詢問了有關古巴東西部動植物和農業技術等方面的情況，是否采用其中的知識則由我們的需要而定。
再跟你分享幾條：“貓頭鷹在半夜會大聲鳴叫”“山貓在山脊上活動”“沼澤地正在幹涸”“木瓜地會煙霧彌漫”，還有一條最好的，“等待安的列斯群島的曙光”。
1961年4月11日
今天波托馬克河畔的櫻桃開花了，這自然的饋贈似乎象征了我們今天的心情，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推測而已，總之我看到大家臉上挂滿了笑容。
古巴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為CRC，帶着托詞去紐約會見他們的最高領袖，弗蘭克·本德，一個常常叼着煙的秃頂東歐人，不會說西班牙語。
他把他們帶進了一間小型會議室，對他們說，這次襲擊意義重大，如果他們想抵達灘頭陣地，那麼接下來的幾天，他們就必須待在紐約的一間賓館套房裡與外界隔絕——這是考慮到信息的保密性，也不可以打電話。
如果他們中有任何一個人不同意的話，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地離開并“自願”放棄參與這一行動。
但是，這位東歐老手本德也向我們暗示：這種“自由”相當冒險，因為上級很有可能會單獨隔絕離開該行動的CRC領導。
所以，這些領導者自然都同意被集體封鎖。
亨特認為這些複雜的步驟是很必要的，因為曼紐爾·雷的緣故——他很有可能是個洩密者，但我卻覺得這是因為托托·巴爾巴羅也不一定。
總之這些領導連信息也發不了了，我想想就覺得開心。
我忽然想到，我們一定用了至少20位贊尼特的人，來編出各種借口将這六名高度獨立的古巴紳士帶去紐約。
好吧，我們很擅長此事，而且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已被軟禁的本德告訴亨特，他們一直向他打聽新消息，而且還說：“如果我們已經成了囚徒，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得到一點特權（提前向我們透露消息）來作為補償呢？”
與此同時，為了做好CRC的宣傳工作，奈特雇傭了麥迪遜大道上的一家叫作萊姆·瓊斯的公共關系公司，實際上，這是他第二次雇傭這家公司了，而且這家公司也曾為佛朗迪做事。
看到菲利普斯的表情，我能确定他又要開始講故事了。
菲利普斯開始說道：“去年九月，瓊斯在佛朗迪賺了一筆錢。
同月，卡斯特羅也被選為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人，于是我和瓊斯公司就決定讓他去面對一車的古巴女人——‘來自邁阿密的媽媽們’，這俨然成了一輛‘悲傷大篷車’，并在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的禱告環節達到高潮。
“但悲哀的是，從邁阿密去華盛頓的路上，我們的‘特聘’灰狗巴士真是慢得要命。
一車女人中有四位懷孕婦女，她們簡直每十英裡就得小便一次。
我們到達華盛頓的時候已經晚了，錯過了那次新聞發布會；同樣悲哀的是，‘悲傷大篷車’到達紐約的時間竟晚了整整一天，但幸好女人們到達了聖帕特裡克大教堂，我們通過報紙或者電報得知了女士們在教堂禱告的消息。
所以我說，再次雇傭萊姆·瓊斯公司是很值得的。
”
1961年4月12日
真正的行動已經開始了，愈加緊張的氣氛彌漫在整個戰情室裡。
今天我得知波多黎各的卸貨速度比預期的還要慢。
起貨機一直在工作，船上有一大塊艙口蓋已經生鏽了，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才将它撬動。
但大部隊依舊士氣高昂，人們都親手賣力地搬動這些貨物。
我的想象開始天馬行空，仿佛聽見了絞車尖厲的運行聲和起重機的喘息聲在港口上空回蕩。
一旦貨物裝上，它們就會上錨被吊到幾百碼之外，再在大部隊的幫助下順利上船。
聽說，軍隊士兵就睡在營地的甲闆下面，還有一部分人睡在艙口蓋的防水油布上面，而官員們仍然住在岸上的小帳篷裡。
今晚等他們收到行動開始的命令、了解到襲擊方向之後，他們會舉行一次狂歡派對以鼓舞士氣并預祝成功，到那時他們就會知道他們将會在古巴哪裡着陸。
我們在波多黎各的人也報告說，尼加拉瓜總統路易斯·索莫查給大部隊下命令：“務必給我割幾根卡斯特羅的胡子回來！”我們的觀察員補充說道：“因為索莫查長得圓圓胖胖，一張臉又跟塊煎餅一樣，所以恐怕他在赢得熱烈掌聲的同時，也會引來絲絲竊笑。
”這時竟然有一位粗狂的古巴漢子問道：“是上面的胡子還是下面的？”
情報之眼裡還謠傳說我們從加西亞租來的貨船年代太久，他們本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可靠性更強的貨船的，但條件是要我們對外宣稱這次行動是受了古巴人資助，并且也是古巴人操縱的。
沒有一個有自尊的美國人會願意忍受這份侮辱，菲利普斯對此的評論是：“這次行動中，古巴人可能有點過了。
”
4月12日，另一則日記
現在我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