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着發熱和受冷這兩個感知系統交替侵襲的痛苦。
每一封從TRAX和波多黎各發來的報告都會讓我内心的一部分加速發熱，而身體的其他部位則會提醒我，我與大部隊生死共存亡。
這一周之内，我就要加入他們去到灘頭陣地了。
這感覺很不真實，但我身體内部的焦慮感卻實實在在地伴随着我的一舉一動，如同一場溫和的流感，傳至全身。
此刻，我忽然意識到，如果我到了灘頭陣地，我肯定也會被“圈禁”；如果他們調查得知我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他們一定還會折磨我，結果就可能是“屈打成招”。
（我真的會說嗎？可是我真的知道答案嗎？）然後我想到可能我知道得太多了，于是我很孩子氣地埋怨起了機構裡每一個告訴我太多事情的人——“這是你的錯，與我無關。
”我真這麼對自己說的，但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
事實上，處理這些冒險行動，我一點兒經驗都沒有，所以我肯定是腦子裡一團亂，就像一個人獨自身處熱鬧派對中卻不知道該找誰說話一樣。
4月12日，又一則日記
今天情報之眼的頭條新聞就是肯尼迪今天早晨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聲明，他說：美國武裝部隊将會無條件幹預古巴行動。
這些話寫在新聞室和樓下的戰情室的公告闆上。
亨特喜氣洋洋地總結道：“真是一個極大的誤導啊！”我們知道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艦正在波多黎各等待着豬灣的會面。
但在戰情室裡，卡爾卻不是這麼滿意：“如果肯尼迪的意思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顯露真身光明正大地行動了。
”
很明顯，卡爾指望美國能發動一次完整的軍事後續行動。
這表明比瑟爾和杜勒斯觀點一緻，這樣我們就可以推斷肯尼迪是決不會接受失敗的。
争執也就集中在這裡了：我們總統的意思是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幹預，還是正如亨特所希望的那樣，這是個錦囊妙計？
在戰情室，我比任何時候都清楚我們在豬灣的地圖鋪展得有多大，我将它視為一種技術魔術，用來對付薩泰裡阿教的血腥、扭曲的“處方”。
4月12日，再一則日記
在總統發言之後又出現了一則新聞：一位叫作尤裡·加加林的蘇聯航天員駕駛宇宙飛船成功實現環繞地球，也就是說，他在太空艙中環航了地球這顆行星。
在情報之眼，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心情沉重的，這實在是夠震驚的！俄國人怎麼能在航空領域領先于我們美國呢？但是，我父親倒是重拾了信心，“這個時機實在是太好了，”他說，“這勢必會喚起肯尼迪的士氣！”
這裡沒有人再說到豬灣了，取而代之的是紅海灘、藍海灘或者綠海灘。
這是諾曼底的陰魂不散嗎，還是塔拉瓦，或者是硫磺島？
1961年4月13日
我忘記和你分享昨天在新聞發布會上傑克·肯尼迪說的一段有趣的話了：“弗羅裡達州的馬斯費雷爾先生密謀襲擊古巴是為了建立類似巴蒂斯塔的政權，所以對他的控訴應該是表達了整個國家對像他這樣想要在古巴内部建立類似行政機構的人的态度。
”
1961年4月14日
今天，行動倒計時——倒數第三天，大部隊揚帆起航了。
我們的士兵擠在五輛舊礦車上，這次行動的代号叫作Zapata；明天，倒數第二天，将會有八架B-26S從鄰近的波多黎各、尼加拉瓜基地起飛，對古巴三座飛機場發動空襲。
我們的目标不僅是打敗古巴的空軍，還要向世界證明這次行動就是由古巴人發起、由古巴人操縱的。
情報之眼裡普遍的觀點是認為諾曼底登陸的那次大規模空襲讓美國出了太大的風頭，但這次亨特和我因為這樣的安排而動搖了。
如果倒數第二天就開始轟炸古巴機場，那将會給卡斯特羅充足的時間來收拾與我方有密切來往的人，這樣在入侵那一天，古巴很可能就沒有地下組織接應我們了。
今晚，我與卡爾在客廳争論，他并不贊同這一邏輯，但我也是第一次發現了艾倫·杜勒斯是何等地深謀遠慮。
他明天即将起飛前往波多黎各完成一場他幾個月前就許諾的演講，我明白隻有杜勒斯先生能做出這樣冷靜的判斷。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在古巴的“關系網”給我們帶來的有利價值和帶給卡斯特羅的一樣多，那就任由他大規模圍捕這些古巴人好了，這樣一來，他很可能會關押大量自己的雙重間諜，這将會更進一步地擊潰他的情報隊伍的士氣。
至于我們秘密組織的士氣，好吧，估計也要元氣大傷了。
亨特和菲利普斯也擔心在明天空襲時，幾百萬份傳單會分發不出去。
B-26S的全部載荷我們都已經用來裝運攻擊卡斯特羅飛機的炸彈了。
接下來，如果還有更多的空戰，我們可能就要丢下一些傳單，但是任何類似危地馬拉政變的想法似乎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為了緩和我們的情緒，我們得知這些傳單将會轉給補給船代為運輸。
“一旦我們占領了灘頭陣地和飛機跑道，你們的投入遲早會派上用場。
”
“太遲了。
”菲利普斯想解釋道。
他是機構裡最出色的健将，所以看到他這副嘴巴和臉皺在一起的孩子模樣，實在是有些古怪。
“他們完成不了的，”他說，“我們就是前戲。
可是我們要在事畢之後再開始前戲嗎？”
4月14日，另一則日記
迫于國務院的壓力，我們上級的人，可能是比瑟爾，決定明天空襲時額外發送一架誘餌飛機從尼加拉瓜直接飛到邁阿密，這架誘餌機據稱是一架從卡斯特羅空軍叛變的B-26S，預計由它炸毀哈瓦那機場，然後再飛越過我們的頭頂。
亨特預見了這次行動可能會遇上的各種問題，并用轉碼解碼器向快樂山谷發送信息——“快樂山谷”是我們給波多黎各機場編定的代号。
他繼續向大家解釋準備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這架飛機必須看起來像是在古巴領空受到了突襲——這個任務可以交給專業的藝術家們，由他們負責把彈坑和燒痕“畫”在恰當的位置。
亨特對此的意見是：“這讓我很不好受，一個細節出錯那就全盤皆輸了！”
空襲會在明天黎明時分開始，機構裡的大部分人今晚都不準備回去了。
我們睡在軍隊的小床上（床墊不是太硬就是太軟），大家喝着咖啡，“悠閑”地度過這幾個小時。
我覺得等待時機來臨就像身處牢獄一樣痛苦。
1961年4月15日，上午8：00
房間裡整個晚上都彌漫着煙味，大家都伴着這樣陳腐不适的氣味緊張不安地睡去。
黎明過後沒一會兒，電報傳來說我們的三場空襲已經開始了。
一架叫作“琳達”的B-26S将會奔赴它的目标德洛斯巴尼奧斯——距離哈瓦那西南方向三十英裡的一座重要的大型軍用機場；另一架叫作“彪馬”的B-26S，将會襲擊哈瓦那外圍的自由營；編号為“大猩猩”的第三架B-26S将會襲擊位于島嶼另一端的古巴聖地亞哥機場。
忽然傳來一封報告說三個機場已被同時轟炸，哈瓦那到處響着歇斯底裡的廣播，我們的古巴飛行員跟我們彙報說卡斯特羅的空軍已經全軍覆沒了。
我們的“宿舍”頓時沸騰了。
早上六點半，窗戶忽然打開，我們全都歡呼起來，然後大家一躍而起穿好衣服沖向了樓下的戰情室。
戰情室裡更是一派歡呼雀躍的景象，官員們都在互相擁抱，比瑟爾也收到了各方的祝賀。
“還沒有官方消息，”我聽見他說，“我們還是要等U-2發來的官方确認。
”但他整個人都是神采奕奕的。
我聽見其他官員的嘟哝聲：“終于都結束了！哈瓦那還是在我們手裡的好。
”
與此同時，單獨從“快樂山谷”起飛前往佛羅裡達州的那一架B-26S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了，飛行員卻被移民署的人帶走了，他的飛機也被拘留了。
美國新聞報道說這位邁阿密的飛行員穿着一件T恤，戴着一頂棒球帽，戴着墨鏡，叼着一根煙，看起來潇灑不羁。
他的飛機估計也要報廢了，因為一個發動機已經壞掉，機身上也有很多明顯的彈坑。
米洛·卡多納在紐約發表了聲明：“古巴革命委員會已經和這些飛行員取得了聯系并鼓勵了他們。
”在這間情報室裡，我們有一台十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我觀看了他和記者們說話的整個過程。
他看起來十分疲憊，摘下墨鏡對媒體說：“先生們，從我的眼睛裡你們應該看得出來我差不多是沒日沒夜地拼命了。
”
“這次的空襲是入侵的前奏嗎？”一位記者問他。
卡多納笑了，他像個裁判一樣伸展開雙手，說道：“不存在什麼入侵的，先生。
”
但坐在他鄰座的巴爾巴羅卻說道：“好戲已經開始了！”我覺得巴爾巴羅看起來都有些不正常了。
一小時後
又是一則奇異的新聞。
在基維斯特，我們的一架轟炸機在結束自由營的空襲之後，發動機出現了故障，不得不強行着陸，小說裡的情節竟然要在現實中上演了，這還真有點讓人難以接受。
基維斯特當時正在博卡契卡海軍航空站籌備奧林匹克日的慶祝事宜，現場還有很多的“配套設施”：徑賽項目、父母親、儀仗隊以及啦啦隊。
但因為這架飛機的到來而不得不取消——奧林匹克日被海軍取消了。
另一架襲擊德洛斯巴尼奧斯的B-26S飛機由于燃料箱不能正常使用而被迫降落在大開曼島。
大開曼島是英國殖民地，所以指望英國将飛行員和飛機遣返回“快樂山谷”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正如卡爾所說的那樣：“你不能相信英國人能夠在這方面給予協助，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辦事還要走複雜的程序。
”
邁阿密電視新聞中播出了移民局局長召開記者會的場景，局長拒絕透露兩位降落在美國的飛行員的名字——他們在古巴的家人同時也受到保護。
一位記者問道：“難道卡斯特羅的空軍司令會不知道他們自己飛行員的名字嗎？”
“這我幫不了你，”局長說，“這些飛行員要求對他們的名字進行保密。
”
亨特搖了搖頭道：“局面真是要亂了。
”
他說得對。
這一整天裡，邁阿密和紐約的記者都在不停地提出新問題，他們簡直成了我們領域的另一種新生力量了，他們對每個事件都有着敏銳的直覺。
而且有位記者竟然設法靠近了那架着陸在邁阿密的飛機，注意到B-26S機關槍的槍口還是用膠布封着的——封膠布是為了防止塵土和碎石進入槍的後膛，同時也意味着這把槍還沒有開過火。
這個問題真是引起了轟動，整個新聞室和戰情室裡的人們都在嘟嘟哝哝地罵着：“這些該死的記者，他們究竟是站在哪一邊的啊？”我自己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
記者們提的問題越來越犀利，但都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回答，廣播和電視裡的發言人對每一個問題都報以“無可奉告”的回複。
在聯合國，來自古巴的大使勞爾·羅亞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展開了激烈的争執，整個下午我都守在收音機前聽報告。
史蒂文森說：“這些飛行員是從卡斯特羅的暴政之下逃出來的，沒有任何美國人員參與。
據我們所知，這兩架飛機是卡斯特羅自己的空軍用機。
并且飛行員自己交代說，它們是從卡斯特羅的軍用機場起飛的。
我有其中一架飛機的照片，上面有明顯的卡斯特羅空軍标志。
”
我忽然有種悲喜交加的感覺，像阿德萊·史蒂文森這樣的大人物都準備對情報局撒謊了，而且他這似乎還是超越邪惡的正義善舉。
但是，我的情緒依然很低落，史蒂文森似乎是個騙子高手，他的聲音聽起來是多麼真誠啊。
“我不知道他會有意撒謊。
”亨特說。
勞拉·羅亞說：“黎明時分的那場空襲是大規模入侵的前奏，是由美國一手策劃和資助的。
這些雇傭兵是接受過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的專家特訓的。
”
在白宮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白宮新聞秘書皮耶爾·沙林格否認了所有有關轟炸的信息。
稍後一點
傍晚時候，我路過父親的辦公室并同他喝了一會兒咖啡，他心情明顯不太好。
第一條傷亡消息剛剛傳過來，我們的一艘租賃貨輪上發生了一場5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激戰，這些裝備因為年久生鏽而有些松動，甲闆上是一片槍林彈雨，最終造成一人死亡，兩人受傷。
士兵們在海上舉行了一場葬禮：人們身着制服，虔誠地禱告着，然後在日落時分将屍體投進了大海。
卡爾·哈伯德一直以來都把不必要的傷亡看作兇兆，他同時也很擔心阿德萊·史蒂文森。
“我覺得阿德萊根本不知道這兩架飛機是我們的，雖然特雷西·巴恩斯給他介紹了情況，但特雷西完全可以隐瞞真相。
萬一史蒂文森發現了事實，那他就有好果子吃了！天哪，他很有可能會勸說肯尼迪取消這次襲擊行動，”卡爾繼續說道，“這一定不會發生的。
”就好像他的意念能夠變成真正的力量一樣。
晚上
今晚天黑之後，桃樂絲來看了亨特。
他溜出了情報之眼，跟她在車裡聊天。
他并沒有告訴她，我們會在72小時之内前往灘頭陣地，他甚至都沒有将行李打包。
等到古巴革命委員會的“主力”降落在奧帕洛卡之後，他可能很快就會加入其中，然後挑上幾條休閑褲和幾雙軍靴加入到戰争中，我也一樣。
我想象着亨特和桃樂絲在他們車裡的畫面，他們應該會談到她母親的去世、孩子們的學校——這是他們在國内的日常話題。
我們即将前往一座熱帶城市，可我卻再一次感染了風寒。
馬上就要上戰場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顯得不太真實，但死亡對我來說卻是異常的清晰，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屍體的樣子。
既然這日志是寫給基特裡奇看的，那麼我就可以問：比對手更願意面對死亡的話，Ω會嘲笑α嗎？
周日早晨
昨晚我們沒有人睡得好，即使到明天一大早才能确定入侵的具體細節，現在人們仍然要堅持起床下樓去戰情室。
用完早餐——咖啡和甜面圈，菲利普斯便給我們說了一個故事。
我們有一位秘書，昨晚輪到她去床上小憩的時候，被睡在鄰床的一位陌生男人吓醒了。
那個男人臉色蒼白，身材魁梧，她之前從來沒有見過他。
他是私闖進來的嗎？不，菲利普斯說，他就是我們的領導理查德·比瑟爾，當時正在那張床上打盹。
早上九點左右的時候，情報之眼裡一半的成員都請假一兩個小時去探視家屬或者去教堂禮拜了。
此時戰情室傳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經過仔細審查，航空照片顯示，昨天古巴機場的空襲并沒有剛開始報道的那麼成功，卡斯特羅的飛機并非全部被摧毀。
很顯然，我們大部隊的飛行員的确看到了他們想要看到的場景。
但根據戰情室的計算，卡斯特羅有三分之二的武力被摧毀或者遭受損壞，但他們仍有三四架噴氣式教練機，三四架“海之怒”戰鬥機和兩架B-26S轟炸機。
現在我們需要立即開展清除行動，徹底摧毀卡斯特羅的空軍力量。
卡貝爾上将——杜勒斯先生不在的時候他就是代理司長——打了一個上午的高爾夫球回到戰情室時，我們的空中作戰官員正在發号施令，準備展開這一行動。
我并沒有在現場聽到，但很快就從别人口中聽說了卡貝爾不贊成在沒有請示國務卿臘斯克的情況下發動第二次襲擊，結果臘斯克反過來要求他去一趟國務院，看起來情緒低落的理查德·比瑟爾也将同卡貝爾一起離開了。
已經過去了兩個小時，我們的第二次空襲依然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态，情報之眼的氣氛再次發生了變化。
正如卡爾附帶向我解釋的那樣，軍隊的主力按計劃會在周一淩晨兩點鐘着陸，供給船則必須在天亮之前卸貨完畢，否則它們就會遭到卡斯特羅殘餘勢力的突襲。
卡爾還說，明天天亮之前完成這項任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必須是在一切都進展順利的情況下，天黑之前這支未經演練的隊伍上船前往一個不熟悉的港口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兩小時之後
我們仍然在等待，現在已經臨近天黑了，我們也越來越焦慮。
周日的《紐約時代》頭條新聞便把這一“令人迷惑的狀況”渲染得很到位，問題提得也越來越尖銳，比如，為什麼還不公布飛行員的名字？然後又多了一條關于B-26S機首的問題：卡斯特羅的飛機機首都是由透明樹脂玻璃制成，但邁阿密的這架B-26S機身前部卻是用别樣的固體材料。
亨特指出了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