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你現在需要些什麼？
佩佩：武器、子彈、通信工具、藥品和食物。
格雷：今晚我們會全部給你送過去的。
佩佩：你昨晚就說過這句話了，但今天一天你們也沒有出現。
1961年4月18日，周二下午5：02
卡爾告訴我——國務院的領導告訴他的——赫魯曉夫向肯尼迪發來了一封語氣十分強硬的信函。
我父親有部分的文本，拿給我看了：
寫于對世界和平的擔憂：對任何人來說這都不是秘密——入侵古巴的軍隊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并且具有良好的配置，武裝力量也來自美國。
我國立場不容誤解：我們會鼓勵古巴人民對軍事襲擊報以回擊。
我們真誠地希望能夠緩和緊張的國際形勢，但如果有人要蓄意惡化，我們會全力抵抗。
得到肯尼迪的回複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以防外界幹預，美國将會義不容辭地履行條約義務。
“魚”是紅色的！
1961年4月18日，晚上8：00
布拉加号傳來一條消息：三艘登陸艇繼續靠近藍海灘。
如果破曉時分還沒有噴氣式飛機來增援，我們就會全軍覆沒。
請立即回複。
1961年4月19日，淩晨00：30
布拉加号整晚都在等候回複，我們也是。
比瑟爾、海軍上将伯克、迪安·臘斯克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為了見總統一面，也幾乎等了一晚上，因為今晚白宮有一場正式接待晚宴，總統和第一夫人不得不攜其内閣和國會成員一起接待賓客。
我父親的一位好友也出現在了白宮的晚宴派對上，總統一離開派對前往與比瑟爾等的會議，我父親的這位朋友就向我父親透露了一些消息。
會見的時候，我一直都知道父親是個社交人才，但直到和他同睡了兩個星期後，我才發現他和國會以及政府部門有多少交集。
我父親隻是把這些看作普通的社交事宜，不像休·蒙塔古多少有些狡猾，他整個人都充滿了“善良”的好奇心，至少他總是讓你覺得好像你的左右腳負重不一樣（因為他可以讓你整個人傾斜），人們會自然而然乖順地對他的質問做出應答。
今晚，卡爾從他的國會朋友那兒得知：總統身着燕尾服，系着白色領帶，挽着身穿粉色禮服的總統夫人，在晚上十點一刻的時候從樓梯上走下來。
總統和夫人跳了一支優雅的舞，之後許多賓客陸續加入到舞池中來，大家一直跳到臨近午夜。
之後總統離開了舞會，去了他的辦公室，和高級官員們一起商讨大部隊的命運。
卡爾告訴我比瑟爾在這件事情上想要提出一些大膽而真心的設想。
我猜比瑟爾在波多黎各的時候就和艾倫·杜勒斯保持着聯系。
據卡爾了解，比瑟爾會在海軍上将伯克和雷姆尼澤将軍的支持下，向肯尼迪提出如下請求：（1）使用距離吉隆灘20英裡的美國海軍航空母艦進行空中支援；（2）咬緊牙關挺過去，穩住埃塞克斯号上的1500号人。
總之，就是希望能提供更多支援。
比瑟爾和機構裡的人會據理力争——這是美國挽回面子的唯一方式。
我的腦海裡久久盤旋着總統和他的夫人從樓梯上緩緩走下來的畫面（在我看來，總統夫人似乎越看越像你了，基特裡奇），這幅畫面簡直就像由喬治·庫克或馬莫裡安導演出來的一部作品。
對了，我已經将近三個晚上沒有睡了，我的思緒就像一隻斷了一側翅膀的蒼蠅在亂飛亂撞。
1961年4月19日，上午2：30
大概15分鐘之前，比瑟爾回到了情報之眼，我們自然是全都圍了上去。
他看起來頗為疲憊，但說起話來好像收獲頗豐一樣。
他說，總統已經批準六架噴氣式飛機于早上六點半至七點半之間提供沙灘上空的空中援助了，它們會保護B-26S免受卡斯特羅戰鬥機的迫害。
雖然我們的噴氣式戰鬥機不屬于首發陣容，但至少他們已經獲得了開火的命令。
有了這樣的基礎，大部隊的B-26S就一定能夠在戰場前線重擊卡斯特羅的軍隊和坦克。
在這幾個小時裡，巴巴拉号、布拉加号和登陸艇也能在吉隆灘卸貨了。
我們向上級申請了無數次的軍事援助，但通過審核的卻沒有幾個。
我很驚訝自己在聽到這樣的消息時還能這麼情緒高漲。
可能是因為空洞的内心被疲倦和絕望占據了太久的緣故吧，一點點的能量都能激發我積極的情緒，但我還是能感受到不同之處。
甚至連卡爾都情緒高漲。
“我們提了很多要求，并非都獲得了批準，但至少也都在商榷之中。
當海軍上将伯克提到發動海軍陸戰隊時，肯尼迪就必須要提供援助了。
”
“會給足夠多的援助嗎？”
“當然，肯尼迪再也不能假裝自己是個生手了。
”
1961年4月19日，淩晨3：30
我焦慮地走來走去。
在美國噴氣式飛機的庇護下發動B-26S是沒有問題了，但肯尼迪可能不知道，而且比瑟爾也沒有想起來跟他說，16架B-26S裡已經有9架墜毀了，剩餘的轟炸機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從周日晚上開始，飛行員們基本都是在空中飄飛，一天至少飛兩趟，每趟七個小時，這已經讓他們疲憊不堪了。
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人不相信我們會發動噴氣式飛機提供支援，于是拒絕起飛。
在他們看來，很明顯，一定是昨天有人未經批準就許諾了噴氣式飛機的事宜，而且并未得到落實。
卡爾也告訴我執行任務的四架飛機中有兩架确實是美國人操控的，每架飛機上有兩個飛行員。
這四個美國人如果跳傘被俘獲的話，那麼我們就會被拉下水，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也會受損。
此外，有一位古巴飛行員表示如果沒有戰鬥機做掩護，他就不能開着他的B-26S飛過位于吉隆灘以南175英裡的大開曼島。
噢，他的确見不到掩護他的戰鬥機了。
這些戰鬥機隻有距離埃塞克斯号足夠近的時候才會現身，而且這還是理論上的說法。
這位飛行員就用無線電發來消息說他右側的發動機不翼而飛了，所以他必須返回。
如此一來，我們就隻剩下三架飛機了。
我想着，如果你沒有必勝的信仰，那完成這樣危險的任務該是多麼艱難啊，你無畏的行動看起來就像是自殺。
我現在腦海裡一片混亂。
如果飛機能在六點半的時候到達沙灘上空，那麼它們就必須得在美國時間淩晨3點10分，或尼加拉瓜時間淩晨2點10分離開。
比瑟爾回來的時間是淩晨2點45分，于是我計算了一下B-26S能否準時到達灘頭陣地。
然後我意識到，即使比瑟爾淩晨兩點半還未離開白宮，埃塞克斯号掩護B-26S的決定也會更早傳達來的。
命令可能在淩晨1點45分就已經發出了，所以，飛機當然就有足夠的時間起飛去往目的地了。
就這樣一個簡單的計算都讓我出汗了，盡管如此，我依然覺得很開心。
如果三個晚上隻睡三個小時的事也能讓我開心的話，那我會在戰鬥中發揮多大的作用啊！我不想丢掉自尊，但我的想法的确是有點不合适。
再看看我身邊的每一個人，我看他們也不見得比我好多少。
但是我真心希望同事們能夠過濾掉戰争帶來的負能量。
1961年4月19日，早上6：30
我們所有人都無法接受此刻的局面，三架B-26S（按照預先安排并沒有開設無線電廣播）在早上五點半（我們的時間）飛過了吉隆灘的上空，但是埃塞克斯号的支援要等到六點半才能過來。
在這段時間裡，海軍飛機還停在貨船的甲闆上沒有起飛呢，我們的兩架B-26S就已經被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射中了，幸存者拖着重傷逃離，最終乘坐一艘在水下百尺的潛艇逃到了尼加拉瓜。
當然，我們沒有一艘供給船在五點半之前能到達海灘，也沒有卸下任何彈藥補給，埃塞克斯号的噴氣式飛機本來預計是在六點半至七點半之間掩護B-26S戰機的，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起飛。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每個人都在絞盡腦汁地想着失誤的原因。
我猜測是其他人弄錯了時間。
情報之眼一定有人告知B-26S在“他們”時間的五點半到達沙灘上空，卻被理解為“他們（古巴）”的時間，也就是尼加拉瓜時間的淩晨四點半。
結果，飛機在尼加拉瓜時間的淩晨一點十分——也就是我們的時間淩晨兩點十分就起飛了。
但是為什麼飛機起飛之後關掉了它的無線電廣播系統，那就不得而知了。
這是我的解釋，我還聽說了另外五種版本。
最令人信服的一種解釋是，比瑟爾和伯克上将沒有做好溝通，兩方分别單獨發布指令至“快樂山谷”和貨船艦隊。
卡爾還輕輕告訴我說，海軍一直都習慣用格林威治時間，而我們有時候會用國家規定的标準時間。
噢，天啊！此刻龌龊的想法流遍我的體内——我竟然因為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就這樣失敗，原因卻不是出了什麼實質性的故障而感到愉悅。
這種愉悅在我全身彌漫開來，速度快得像一隻奔跑在空曠院子裡的松鼠，繼而我開始為自己感到羞愧。
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對我們損失的哀悼。
終于我意識到自己隻是個普通人，忠于組織的人，而不是什麼怪物，想到這心裡就寬慰多了。
1961年4月19日，上午7：30
西部前線上，在距離吉隆灘以東幾英裡的地方，卡斯特羅的軍隊正在發動攻擊，地點還是聖布拉斯特區的馬路。
軍隊從東邊一步步壓過來。
南部就是加勒比海了。
1961年4月19日，上午10：30
這篇日志可能不再有必要了，佩佩·聖·羅馬向布拉加号發送的消息幾乎已經說明了一切——
早上6：12，敵方卡車從紅海灘方向開來，離藍海灘三公裡遠。
佩佩。
早上8：15，局勢危險，急需空中援助。
佩佩。
上午9：25，2000名自衛兵從東西兩方夾擊藍海灘。
急需近距離的空中援助。
佩佩。
諸如此類的信息還有很多。
很明顯，沒有人跟佩佩·聖·羅馬解釋噴氣式飛機隻是支援B-26S的。
而沒有了噴氣機的支援，他們便一觸即潰。
1961年4月19日，下午1：30
更多信息傳來：“彈藥用盡了。
”“敵軍逼近了。
”
1961年4月19日，下午3：30
領導們仍然處于僵持之中。
我不清楚情報之眼、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白宮之間的最後一次協商發生了什麼，但總指揮CINCLANT收到了撤軍的命令，有必要的話，就大規模撤退，這是一次成功的“抄襲”（兩天前，這樣違背安全的行為是聞所未聞的——我開始明白了為什麼戰略情報局的老官員是這樣的處事方式。
冷戰才是安全的，而熱戰是雙方均要開火殺戮的），我都覺得自己不像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了。
上級向CINCLANT下達了命令：用驅逐艦将大部隊的人員帶離海灘。
在執行這一人道主義任務的過程中，隻有受到攻擊才能夠回擊。
兩艘驅逐艦将會帶領布拉加号、巴巴拉号、亞特蘭蒂克号和登陸艇一起進入海灘。
現在唯一的麻煩就是，由于今早的重新安排，供給船都分散開了，現在都在離岸50英裡的海中。
此刻，我正在起草最後一份公報，即六号公報。
亨特和菲利普斯給我提供了大綱，他們這次看起來比我的情緒還要激動。
有活要幹我覺得很快樂，我感覺自己就像個消防員。
1961年4月19日，下午4：20
第六号公報，古巴革命委員會，今晚将會公布：
面對時下的局面，古巴革命委員會希望做出及時而重要的聲明。
最近發生在古巴境内的着陸事件一直以來被看作是入侵行為，它實際上是為我們在古巴作戰數月的愛國主義者投放物資和提供支援的，而且總數也就是幾百人，而非外界傳言的上千人。
我們采取的行動包括允許着陸部隊的大部分人抵達艾斯坎布萊山。
寫這份公報着實讓我遇到點困難，比如三次把“聲明”寫成“生命”。
我就像處在一間地牢裡，門外等着我的是一位秀色可餐的絕代佳人。
我知道她十分俊美，伸展着修長有力的腿，亨特和菲利普斯揮着一根巨大的羽毛輕撫她，但這顯然不能滿足她。
一分鐘前還對這根羽毛沒有興趣的她，此刻卻想知道：現在羽毛在哪裡？
我大笑了起來，我們一個個都是在讨好美國大衆的小矮人。
讓我恐懼的是，我突然差一點嘔吐起來了。
後來我才知道原因——我周圍“畜欄”一直在散發着陣陣令人作嘔的氣味。
我的嗅覺一直都很敏銳，不僅能聞出蘇格蘭威士忌和伏特加，而且還能聞出嘔吐物中的金屬腥味，以及中樞神經刺激劑的藥物氣味。
其實我想說的是，一個人婚姻破裂的時候也就是這種感受。
我從廁所裡出來就被分配去寫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來代替早先計劃發給古巴的無線電廣播。
現在我已經開始動筆了：“魚已經被弄髒了。
賈維爾正扛着他的鋤頭。
草木在搖擺。
種子已經播出去了。
”
這些亂七八糟的消息是沒有什麼好争辯的。
1961年4月19日，下午5：00
我讀了最後一條信息，它是下午四點半由布拉加号發來的：我沒有可作戰的物資了。
我正走向樹林。
我等不了你了。
佩佩。
1961年4月19日，下午5：30
以下内容是下午4點40格雷與佩佩對話的文字記錄：
格雷：等一下，我們馬上就來了，我們帶來了一切物資。
佩佩：還有多久？
格雷：三至四個小時。
佩佩：你們不會按時到的。
保重了，朋友們。
現在我就要毀了這個無線電廣播！
佩佩·聖·羅馬、阿蒂姆和他們的手下正在前往贊帕塔沼澤，但他們中可能隻有三四十個人能成功挺進艾斯坎布萊山。
我想就像之前卡斯特羅一樣，這三四十個人可以組建一支遊擊隊。
我懷疑這也是阿蒂姆和聖·羅馬的想法。
1961年4月19日，下午6：00
現在情報之眼裡的職員陸陸續續地離開了，也有一部分人留了下來，畢竟單位已經不需要那麼多人了。
我也是留下來的人之一，或許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個性吧。
我覺得我們都是那種可以熬夜熬到淩晨三點，反複聽關于某場災難的新聞廣播的人，我們都希望聽到更多新細節。
确實，我們“捕捉”到了一個新細節。
這個周三的早晨，流亡領導人威脅要炸毀他們軍營外的路。
本德成功地說服了他們宣傳工作做不好就會成為一場媒體屠殺，每個人都會失去尊嚴。
為了撫慰他們的情緒，亞瑟·施萊辛格和阿道夫·伯利今天早上特地過來了。
現在，有消息說委員會的人很快就要降落在華盛頓，然後直接去白宮拜見肯尼迪總統。
幾位流亡領導人（卡多納、巴爾巴羅和馬賽奧）的兒子都在大部隊裡作戰，其他人的兄弟或者外甥侄子也在其中，所有人現在不是犧牲了就是被俘虜了。
在這片荒蕪的沼澤地裡，我竟對肯尼迪産生了好感。
我覺得這一步他走得十分得體——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會見他們。
迪克·比瑟爾來到新聞室，告訴我們流亡領導人現在位于華盛頓附近的一間安全屋裡，并問亨特：“你會護送他們去白宮嗎？”
“我做不到，”霍華德說，“他們十分信任我，所以我無法面對他們。
”
弗蘭克·本德将會陪同他們去白宮。
我想象着托托·巴爾巴羅和總統進行小型對話時的場景。
但那又怎麼樣呢？
菲利普斯蹦出來一句話來：“我認為霍華德無法面對的不是古巴人，而是總統。
我敢打賭霍華德肯定希望肯尼迪是個身高不足六英尺的男人，我不知道我是否也有這個‘夢想’。
”
在離開情報之眼前，我在《邁阿密消息》上讀到了最後一則消息：“今天反抗侵略者聲稱開進了50英裡，赢得了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的首次大捷。
”
早上九點，第六号公報将會發布出去。
我向“快樂山谷”發出了最後一條指令：明天，一架殘餘的B-26S将會載上我們還未分發出去的上百份傳單出海，将它們傾倒進大海裡。
日志寫到這裡就全部終結了，我試着用非戲劇性的風格來表達出一種“事後諸葛亮”的故事。
既然現在我還活着，我就會将這些日志從卡爾的保險箱移到我的保險箱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