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重中之重。
可是這就又導緻了另一個問題：上級安排貨船和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艦會合，目的是為了避免遭受下一輪的空襲，但是船長竟沒有對無線指令做出回應，而且他船上的古巴船員明顯沒有大部隊的高昂士氣。
所以結局就是：布拉加号、加勒比号、亞特蘭蒂克号和巴巴拉号都分布在加勒比海的不同區域了。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我們在吉隆灘附近占據了一座小型機場，裡面的各項設施條件都還不錯。
我默默地告訴自己那就是我要着陸的機場，頓時一滴汗液就順着我的脊椎流了下來。
然而，亨特過來說我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到佛羅裡達州與古巴革命委員會會合之後，因為收到這些壞消息而延誤了。
在這段時間裡，古巴革命委員會将資料文件都分發了出去。
當然卡多納是最高的領導，曼紐爾·阿蒂姆（現在和大部隊在一起）被稱為“入侵軍隊代表”，但制衡天才托托·巴爾巴羅則是國防部長。
曼紐爾·雷也當上了内部事務委員會會長，如果亨特對他共産主義者身份的懷疑是正确的話，那這個職位就一定是曼紐爾夢寐以求的。
然而，奧帕洛卡現在處處都是歇斯底裡的興奮。
有位部長（我懷疑是巴爾巴羅）發誓說如果再不還他自由的話他就自殺，他不斷地向本德要求和艾倫·杜勒斯進行對話。
本德一直給迪克·比瑟爾打電話，懇求他調幾位肯尼迪的人到奧帕洛卡來安慰這些政治家們敏感的神經，其中他還提到了亞瑟·施萊辛格和阿道夫·伯利。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在情報之眼的工作已經快要停滞不前了。
偶爾會有一封電報傳到戰情室，内容無非是刺激更多的人加入這緊張的行動之中——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想做些什麼——但是好多人都是因為未在前線而有點力不從心。
停駐在尼加拉瓜的B-26S時常航于空中參與作戰，但從“快樂山谷”到吉隆灘往返七個小時的航程需要消耗很多燃料，而它們抵達灘頭陣地作戰時間不超15分鐘。
這些轟炸機能在空中載重四萬磅的重量，同時還運載了3000磅的炸彈、八枚火箭、八把口徑50毫米的機關槍以及燃料，裝載這些物品恰好超重了4000磅，這還是在不裝機尾槍的條件下。
上述這些機關槍、彈藥盒、發射裝置等加在一起也差不多重達1000磅，載重這些物品所耗能量也抵得上飛機飛行15分鐘了。
這些缺少了機尾槍的B-26S，哪怕面對的是卡斯特羅的殘餘貨機，也是不堪一擊啊。
我竟“粗心”到忘記彙報我自己的情況了——但是我卻覺得很開心！——如果你問B-26S為什麼不留在當地機場的原因，答案就是：他們會被卡斯特羅的飛機炸毀。
1961年4月17日，下午3：00
一向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大衛·菲利普斯這次也被徹底激怒了，我們完全不清楚古巴革命委員會究竟向瓊斯發布了怎樣的公告。
我們是要去确認行動中有什麼困難嗎？
我們提出以下内容：古巴革命委員會想要宣布，今天的行動不過就是向軍隊輸送供給品以及向在古巴接受了訓練的軍隊力量提供支持。
我們引用了一位佚名政治家的話：“我預測，天亮之前，全體古巴人會站起來加入起義軍的隊伍……許多農村的自衛兵已經倒戈了。
”
事實上，大部隊目前為止已經俘獲了100名自衛兵，其中一半已經能夠向我們投降了。
我們從這個比例中完全可以推斷出古巴的未來。
但迪安·臘斯克卻更加謹慎了，他早上召開新聞發布會時的記錄現在已經傳到了新聞室——大家都抽了多少煙啊，煙灰缸裡的煙蒂裝得滿滿的！油印文件掉得滿地都是。
我們辦公室的成員其實還一直号稱是全美國最整潔的人，但最近幾天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我們的神經時時刻刻都緊繃着。
全部都變成了灰色：新聞本身、煙灰、煙霧、地闆上的碎石和踩在掉落在地闆上的文件上的腳印。
盡管如此，我們一收到消息就會快馬加鞭地發送出去。
Q：這位降落在邁阿密的飛行員說了，他是從古巴叛逃出來的，事情好像越來越撲朔迷離了。
卡斯特羅懷疑我們僞造成他的人，為什麼政府不允許媒體見這個人？移民署是不是替國務院做了什麼決策？
臘斯克：我認為這個問題首先是從移民局開始的，現在漸漸演變為與古巴之間的問題了。
今天早上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Q：如果反叛者在古巴成功地建立了牢固的立足點，我們會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嗎？
臘斯克：這個問題談的是以後的事情，目前我并沒有任何答案。
Q：部長先生，關于古巴的問題我問完了。
臘斯克：謝謝。
（大笑）
然而這事對其他人來說就沒那麼快翻篇了。
駐哥倫比亞波哥大美國新聞處門前擠滿了人，還有陸續不斷的石頭和被打碎的玻璃窗：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政府甚至都動用了催淚瓦斯來對付非法遊行。
《消息報》稱之為“恐怖新聞”，我還看過國外媒體——倫敦、巴黎、羅馬、波恩、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北京、新德裡和金沙薩等的評論。
消息鋪天蓋地，地闆上自然也堆了更多的廢棄報紙。
然而此刻窗戶外面是俄亥俄大街周一下午車水馬龍的景象；波托馬克河上，電動船照常載着行人過河。
這一刻，盡管我們的工作已經相對停滞了，但我們依然有可能是華盛頓最熾熱的政府機關。
我感覺既空虛又興奮，同時還摻雜着憤怒，甚至還有一種疏遠的感覺，一定是咖啡因起的作用。
雖然我是曆史的一名創造者，但僅僅是扮演扛着槍獨自焦慮的小角色而已。
當我讀到今天晚上的報紙時，我實在是很生氣，媒體真是太不負責任了！謠言如今竟也敢拿來當新聞頭條：
古巴海軍軍心大亂
入侵者襲擊了古巴六個省中的四個
勞爾·卡斯特羅被俘虜
數以千計的政治囚犯被釋放
卡斯特羅即将逃離古巴
可惡的謠言竟然赤裸裸地說成了事實！我覺得自己身處情報局還是很正義的，至少我們撒謊都是很巧妙的。
然後我想起了古巴革命委員會的公告——這真不是情報局的風格啊。
有一刻我挺讨厭亨特的，埋怨他背叛我把我推到了宣傳部這個火坑裡。
我覺得自己的思維被一分為二了：一半想着我此刻應該在奧帕洛卡，明天就能夠到達灘頭陣地；另一半則體會着目前這如腋窩一樣腐臭的環境。
任何事情都和過期的除臭劑一樣難聞嗎？我們神經的廢物都被吐到了盤子裡和地闆上。
1961年4月18日，淩晨3：30
普拉亞拉爾加海灘和聖布拉斯特區的戰争持續了一整晚。
卡斯特羅的軍隊在下午3點（也就是12個小時前）抵達前線，然後立即開火打了起來。
前線傳來報告稱，卡斯特羅的手下在第一場襲擊中已經傷亡不少了，現在大部隊正承受着巨大的炮火壓力，我們便報之以4.2英寸的迫擊炮和白磷彈藥。
現在大規模傷亡仍在繼續，我無法入眠——這戰鬥聽起來就像一部恢宏的史詩。
1961年4月18日，淩晨3：44
我根本無法入睡，索性就聽起了天鵝島的無線電廣播。
一個小時後，一份文字記錄傳來，我覺得很有必要将它加入這篇日志。
亨特、菲利普斯和我正緻力于此，希望能夠激起卡斯特羅支持者心中的恐懼，前提是他們能夠聽到這條廣播。
“現在對你來說是占領戰略性位置來控制公路與鐵路的最佳時刻，将那些不聽從你指揮的人送進監獄或者幹脆槍斃吧！海軍同志們，保全好你們在古巴海軍的職位；空軍同志們，聽好了，所有的飛機必須待在地面！要保證沒有一架卡斯特羅的飛機起飛：拆了它的無線電廣播設備、毀掉它的尾翼、砸了它的儀表、刺穿它的油箱！加入我們的人将會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無上的榮耀！叛國者必死無疑！”
1961年4月18日，早上6：31
以下也同樣是來自天鵝島無線電廣播的消息：
“哈瓦那人民注意了，哈瓦那人民注意了！幫幫這些為自由而戰的勇士吧！……請你們配合我們：今天上午7點45分，待我們發出信号後，請你們打開家中所有的燈以及所有的電器，增加電廠的電力負荷！但是不要擔心，哈瓦那人民，我們保證會很快恢複電力供應。
”
1961年4月18日，上午7：00
大部隊在普拉亞拉爾加海灘的戰鬥中取得了勝利，卻丢了陣地，我們的各方報告均表示卡斯特羅的傷亡人數很大。
他的軍隊不得不沿着兩邊均為沼澤的道路發動進攻，聽起來就像一群流着鮮血的傷員前腳接後腳前行，中間還隔着一具具犧牲的屍體。
當我在寫上面這段時，我感覺我的意識已經不受控制了。
我仿佛看見自己身處受傷戰士的血泊中，推着身旁犧牲戰友的屍體前行，我甚至都能感覺到肮髒黏稠的血。
卡斯特羅的軍隊已經不可能突圍出去了，但反過來，奧利瓦的第二營也已經彈藥用盡，第五營也沒什麼好使的武器了，而且最終二營和五營也沒能會合。
普拉亞拉爾加海灘和吉隆灘的部隊均收到了撤退命令，五十英裡長的灘頭陣地正在“萎縮”至短短的五英裡海灘。
最壞的消息就是昨晚沒有一艘供給船從海上送新的貨品給岸邊的軍士将領。
我一夜醒了四次，醒來就看吉隆灘發來的電報。
這實在是令人困惑。
加勒比号和亞特蘭蒂克号船上的船員一定是既恐懼又憤怒。
加勒比号現在位于豬灣南部距離海岸218英裡的海上，沒有顯示任何返航的迹象。
另一艘亞特蘭蒂克号僅僅在南部的110英裡處，正在請求将貨卸到距離海岸55英裡的通用艇上。
投放到埃斯孔迪多的炸彈爆炸起來像是原子彈爆炸，大量的蘑菇雲升騰而起，30英裡外都能聽到聲響。
雖然布拉加号上大部分船員都暫且保住了性命，但這群士氣低落的船員現在已經開始倦怠了。
盡管大部隊丢失了大多數的彈藥和通信工具，但布拉加号上的供給品還是足夠支持我們這群古巴人再戰鬥兩天的，可是現在布拉加号返回吉隆灘的速度極其慢，天亮之前根本到達不了岸邊，那也就意味着今天它還是不能卸貨。
埃斯孔迪多爆炸事件的幸存者的情緒感染了布拉加号上的船員，他們揚言如果美國不派遣護航驅逐艦，他們就要關掉輪船的發動機，不再向岸上的部隊提供軍需。
因為這一點還處于協商之中（我猜是和白宮），所以這艘船隻能慢慢航行。
我不對此事做出任何評論，但如果我親自蹚了這渾水，那我可能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了。
菲利普斯解釋道，讓這些暴動的船員順利回歸的問題根源在于我們獲取這艘船的方式——租給我們這些船的加西亞運輸公司（辦公室設立在哈瓦那、紐約和休斯敦）不僅是一家真摯友好的運輸公司，它同時還是古巴最大的運輸巨頭，顯然老闆決定叛變卡斯特羅的決心并沒有感染到下屬船員。
另一則日記
佩佩·聖·羅馬真是越來越忍受不了現在的局勢了，他乘着他那破舊的汽艇出海搜索，希望能夠找到供給船。
當然，就靠這樣一個“氣喘籲籲”的馬達，隻走了六英裡卻“遠得”跟火箭發射一樣，佩佩自然什麼也做不了，隻得回來繼續傳達無線電廣播傳來的代碼：德洛麗絲，我是海灘，我需要你。
我正在尋找你，請回答海灘。
我忍不住研究這幾句話，看起來就像絕望的尋人啟事。
今天天亮之前，我們已經确定無法向灘頭陣地輸送供給品了，隻能等到今天晚上再行動。
為了彌補這一損失，肯尼迪總統同意今天晚上派遣六架位于尼加拉瓜的B-26S來殲滅卡斯特羅空軍的殘餘勢力。
然而，我們似乎被詛咒了。
今天早上，哈瓦那機場上空一直被低矮的烏雲籠罩着。
當然，這次飛行出擊任務已經由總統本人批準，但是周日申請派出戰機作戰的請求卻被駁回，因此大家的情緒都有些别扭。
“愛爾蘭的哈姆雷特”——這一綽号很适合肯尼迪。
而卡貝爾除了周日早上穿着高爾夫球裝來過我們辦公室，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同樣，大家對比瑟爾也有些怨念。
原因就是（我也是道聽途說的，而且卡爾和大衛·菲利普斯說的版本還不一樣），周日下午比瑟爾和卡貝爾去了臘斯克在國務院的辦公室，同他讨論是否需要開展新一輪的轟炸，很明顯，臘斯克更關心我們在聯合國的局勢，于是他給肯尼迪總統打了電話。
在電話裡，他将卡貝爾和比瑟爾認為需要展開第二次空襲的意見轉述給了肯尼迪，并說明他本人不同意二人的意見，于是肯尼迪說他贊同臘斯克的意見。
臘斯克就向卡貝爾和比瑟爾轉達了總統的意見，并指向了電話聽筒。
他們兩個想要和總統對話嗎？顯然不想。
這事都過去三天了，你還能聽見情報之眼裡有人在嚼舌根：卡貝爾的反應是我們預料之中的，但為什麼比瑟爾也保持沉默呢？
我問了我父親，他很快就給了我回複，他說：“迪克是害怕，他怕如果他太着急發動第二次空襲，那麼肯尼迪可能會這樣回應：‘如果此次戰争的勝負取決于是否發動第二次空襲的話，那就取消這次行動吧。
’”卡爾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男人一生當中總會遇到勃起困難的問題，那該怎麼辦呢？孩子，勇敢地将它送進去吧，哪怕隻是進去一點點，然後，就向上帝祈禱吧——上帝，請賜予我力量吧！”
我的父親——聖馬修學院史上最強校長就這樣輕輕松松向我灌輸了他的性觀點，親身實踐了八年，我終于發現驗證這條規律的最佳證據，那就是α和Ω的存在。
1961年4月18日，下午3：00
羅伯托·阿萊霍的哥哥卡洛斯是危地馬拉的大使，他剛剛在聯合國做了一個演說，來回應古巴的控訴。
我在電視上看到，卡洛斯擲地有聲地說，着陸在古巴的軍隊并沒有在危地馬拉接受過訓練，他的國家是不會允許存在反對美利堅共和國的侵略性武裝力量的。
我被征服了。
我必須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我是有些崇拜他的——彌天大謊總是有它自己的樂趣所在。
卡洛斯謊言的背後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理由，這總好過“邁阿密的媽媽們”和“悲傷大篷車”這樣的鬼主意。
1961年4月18日，下午4：00
今天下午前線相對平靜一些。
在經曆了昨天的打擊之後，卡斯特羅的軍隊變得“謙卑”了，他們小心謹慎地沿路從普拉亞拉爾加海灘前往吉隆灘。
昨天，在東部前線聖布拉斯特區也發生了同等強度的交火，所以現在我們的軍隊進行了一些改組。
跟随佩佩·聖·羅馬前往吉隆灘的第三營，到目前為止沒有采取任何打擊行動，隻是不斷地向東部前線移動，來緩解聖布拉斯特區傘兵分遣隊的壓力。
第五營損失慘重，幾乎有一半的人溺水身亡；為了增援第五營，第四營昨天被派遣到普拉亞拉爾加海灘，但現在已經撤回到東部；第六營之前一直在和第四營玩競争，現在也已經轉移到了西端。
我忽然發現我沒有提到第一營，然後我才反應過來原來他們就是傘兵分遣隊。
是的，他們現在在吉隆灘稍作休息。
我想起了酒吧裡的啤酒瓶，當卡斯特羅的飛機飛過酒吧屋頂時，喝酒的人們一定藏到了桌子底下——但我不知道這畫面是否真實存在。
在TRAX的時候，佩佩·聖·羅馬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纖瘦敏捷的身形，下陷但略顯神聖的小臉，還有那毫無幽默感可言的靈魂。
他總是一副必勝的樣子，當然以他的權力，他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然而此刻他的情緒就快要爆發了。
BLAGAR：我是特遣部隊隊長。
佩佩，你怎麼樣？
佩佩：該死的，你去哪裡了，你個渾蛋？你竟然抛棄了我們！
BLAGAR：我知道你們有難，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難題啊。
格雷（布拉加号船上的一位情報局官員）：佩佩，我們絕不會抛棄你們的。
即使現在遇到了最棘手的問題，我們也會殺過去将你撤離到安全地帶的。
佩佩：我不要離開，我們會戰鬥到底的。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