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周三晚上我從西南八号街的一個酒吧的高腳凳上站起來，拿起我随身攜帶的包，和迪克斯·巴特勒走到街上去招呼出租車——我們要去裡維埃拉大道6321号。
西南八号街上所有的酒吧的收音機都在用英語或西班牙語播放着兩艘蘇聯船艦已經進入我方封鎖線内五十裡的新聞，這是美國海軍在古巴島嶼周圍設立的。
剛剛過去的周一、周二、周三是我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日子。
在華盛頓，各種各樣的打印資料在白宮、國務院、國防部以及蘭利的重要人員之間流傳，這些資料顯示的是撤離到弗吉尼亞、馬裡蘭州的地下防空洞的路線。
在JM/WAVE，我們獲得了佛羅裡達州南部的防空洞詳細地圖，這時我才知道，我們兩年前在埃弗格萊茲的沼澤地建立了一個二十人的防空洞。
這真是一項有趣的成就，因為在埃弗格萊茲的沼澤地，水上兩英尺以上根本就找不到土地。
蘭利總部傳起了一個流言到JM/WAVE，說鮑比·肯尼迪宣布他不打算去任何防空洞：“如果必須撤退，那麼就會有六千萬美國人被殺害，俄國人也是如此。
我必須堅守在胡桃山。
”
當我把這個流言告訴迪克斯·巴特勒時，他說：“你怎麼知道鮑比在胡桃山沒有自己的地下工程？”
這也是贊尼特觀察到的“模闆”之一，人們的情緒各種各樣，就像有石子扔進了鳥群，我們這麼快死去似乎不太适宜。
當我覺得憤怒的時候，我的胸口像被燙傷了一般灼痛難忍，煩惱亦是幾乎惹人哭泣；此時的憤世嫉俗也足以毒害人命。
現在在JM/WAVE内部，很難說誰更不受歡迎，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流亡者，還是肯尼迪兄弟？比爾·哈維确信有人背叛了古巴，說：“如果我們不來點真槍實彈，赫魯曉夫會在談判中對着肯尼迪放肆的。
”
人們不斷地在喜悅與憂郁中轉換，自己無法掌控局面的想法漸漸浮現。
現在的邁阿密，像粉撲一樣柔軟，像毒蠍一樣殘忍，像天堂一樣懸在空中。
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說開了，沒有人會抗拒等待，除了哈維。
他像一鍋沸水一樣憤怒，他那禁锢的衣領都要繃開了，迪克斯·巴特勒不費吹灰之力就說服JM/WAVE的領導讓他允許我們繼續做任務，哈維就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臨時安排了幾項工作。
然而，他把我遠遠地帶到一邊，悄悄對我說：“哈伯德，我還不能确定你是否可以回來工作，但是如果你回來工作了，那麼這個世界也仍将繼續，隻是我希望我能夠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所以你不要告訴蒙塔古你要去古巴，有關你的事情他會聯系我，屆時我會告訴他是你自發地離開美國去完成我派給迪克斯·巴特勒的任務。
我不會控告你擅自行動，因為這是你我之間的事情，但是，假如你‘錯誤地’把真相告訴了上級，那麼你就要與我對簿公堂了。
而那時我就會出具你簽署的證明：我自願與迪克斯·巴特勒一同外出，寫下證明并簽上你的名字，詳細内容可以這樣寫：‘我，赫裡克·哈伯德，承認收到編号為7418537的文件，并承諾遵照其指示。
’”
“我看過7418537号文件嗎？”
“現在就給你看，”他大聲地讀了起來，“茲命令B号辦公室以及JM/WAVE的所有員工都隻能在基地十英裡範圍内活動，直到安全度過危險期。
在此期間，所有人的通信工具都要保持暢通無阻。
”
“明白了，長官。
”
“我現在就要公布7418537号文件了，十分鐘之後它就會出現在你的桌子上，你收到之後盡快給我回複。
”
我的确很快收到了文件并上交了我的回複，我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氣，似乎自己已經完全自由了。
因為我有可能兩天時間就死亡消失，所以我完全可以再對休·蒙塔古撒一次謊。
再怎麼說，野蠻比爾肯利用我們也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我們就要乘坐歐亨尼奧·馬丁内斯的船隻公主号，載着成箱的照明彈駛向古巴了，之後再用橡膠小艇運載分發給哈維在古巴的一個聯絡人。
如此一來，古巴的地下組織就可以得到這些資源用于照亮夜晚美國軍隊入侵古巴的道路了。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此項任務的全部内容了，這對我心境的影響十分顯著。
在如此被動的等待中，我很疑惑“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計劃并沒有體現出“分娩”所該有的強烈痛苦，參與此次計劃的人們都明白此刻的存在其實也意味着永遠失去，因為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極其富有危險性。
而我本人也是在這樣的思慮中不斷地徘徊。
我記得曾經站在我公寓房間的全身鏡前，看着鏡中那副嚴肅的表情，想着把我這些雜亂無章的情緒隐藏其中，而我看到的卻是一位高大得體的青年。
我從來沒有覺得鏡中的自己是如此遙遠，我問自己：“難道明星就是這樣的嗎？”
周三下午一兩點，巴特勒就載着我們去了基拉戈碼頭，我們裝載了一個十四英尺高的可充氣的黑色橡膠艇，并在其中裝上了一千五百磅的水泥磚和沙子，假裝成載着同等重量的物資和人力的樣子，然後我們出發駛向了更小的關口。
我們調整船舷穿過紅樹林沼澤，把船開過落潮時的陰影，拉高船舷或者降低船底（如果有必要的話），直到巴特勒得到滿足，我們也回到了停泊區。
我們裝了一整車的“貨物”去了臨時倉庫，在那間黑暗的小屋裡，我們把卡車引擎放入裝了一半水的桶中，摸黑練習了簡單的修理工作，即拆開又重組。
多年以前，我在農場接受訓練時也曾度過如此漫長的一天，他們把我們帶到了諾福克南部的一個小峽谷，布置給我們的任務強度也與這次類似，然而，我現在已經毫不記得當時究竟學到了什麼，其實我很懷疑明天我是否還能記得我今天學到了什麼。
當天下午五六點我們又開車回到了邁阿密，随即去了一家酒吧，點了三杯朗姆雞尾酒，巴特勒說：“為了慶祝我們就要完成的種植園修複工作，幹杯！”同時也要為了柏林幹一杯（這個話題稍微敏感了點），那就“為‘天堂’幹杯！”巴特勒說道。
這句話吓了我一跳，因為我的腦子裡也正在想着這個詞。
難道是因為世界末日的臨近在我們的内心産生了心靈感應？這似乎是一個邏輯問題。
我歎了一口氣，一杯酒下肚後，我似乎又看到了今天下午基拉戈海上的美麗風光——明亮淺綠色的海，岩石降落至更加明亮的海藍寶石透出的彩虹中。
不計其數的小魚在水中穿梭，“護送”着我們的船隻駛過紅樹林沼澤，而後又消失在密密麻麻的沼澤中。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裡維埃拉大道6312号，換了行裝——從衣櫃中取出黑色高幫的運動鞋，穿上黑色牛仔褲，套上黑色高翻領毛衣，戴上黑色頭罩，隻露出眼睛和嘴巴。
接待室裡很熱，其他人的滌綸套裝和熱帶襯衫已經脫掉了挂在衣架或衣杆上，我能明白為什麼劊子手所承受的别樣痛苦是值得的。
穿着一身黑，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自己了，我更像是監督執行死刑的教士助手，這一刻我終于看清了情報局，我也知道了自己究竟為什麼來到這裡。
人不能夠一輩子都與正人君子待在富麗堂皇的大廳而從不委身去一次地下室——這隻是一個比喻，但是，我跟其他人一樣處于緊張的憂慮中，腦子裡一直思考着已經發生的事情。
死亡，其實可稱得上比喻中的比喻，就像負号的平方根莫名地變成曼陀羅草根引領着我們去向一個什麼“根”也沒有的世界。
我又想起了紅樹林沼澤裡的小魚，魚群圍繞着我們的船隻護送我們，之後又消失在水深不足兩英尺的沼澤叢林中。
裡維埃拉大道6312号房子的内部基本沒裝什麼家具，但是其安全性卻是同類房子中的典範。
我們穿過了圍牆鑲嵌黑色木闆的客廳，經過一道拱門，就到了一間餐廳，一張紅木餐桌立在那裡，四周擺了四張西班牙式的黑色椅子，這讓我想到了嚴肅的西班牙中産階級家庭——妻子憂郁，孩子孤獨，父親臉上露着掩飾不住的愧疚，哪怕已經為妻子購置了性感的黑色内衣，但還要忍受妻子抱怨他吝啬小氣。
假如我是死亡的仆人，那麼一所空置的房間就會讓我想象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悲傷家庭生活。
此刻，俄國的貨輪距離封鎖線究竟還有多遠？
過了餐廳就是一道通向走廊的門，走廊是用玻璃圍起來的，可以當作露台，其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