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體的晃動崴了我的腳，這時我才意識到，現在我們一定非常接近哈瓦那了。
盡管天黑我還看不到陸地，但閃亮的共産主義探照燈焦躁地照着距離海岸大約20裡的海域——古巴還不具備發射巡邏機的實力。
海岸線不規則，我隻好仔細研究了地圖，所以我知道把小船安置在什麼位置。
地圖上顯示的紅樹林沼澤就是一座海中小島，緊挨着的就是珊瑚礁，隻要我們把運載的人力、照明彈以及軍火等物資轉移到小船上，我們就可以乘坐公主号繼續向南行駛幾英裡，去尋找我們要停靠的海灘了。
但是，一艘巡邏艦從它隐藏着的紅樹林群島上轟轟隆隆地駛來，我們隻好快速“投靠”一個最近的進口以躲避巡邏艦的追趕。
現在我們離古巴越來越近，看到的船隻也越來越多，遠處有一艘美國海軍軍艦護送着八艘船艦，由一輛驅逐艦領航，想必是從基維斯特出來前往東方某個目的地的——難道這就是隔離線嗎？軍艦靜靜地駛過，我們沒有互發信号，此刻我對整個世界的好奇也随着軍艦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們的确有事可做了——在最後時刻，我們要給橡皮艇充氣，檢查設備，從貨架上卸下步槍，把照明彈搬去甲闆堆積起來。
我和巴特勒坐在照明彈堆兒的旁邊，以情報局觀察員和尊貴的客人身份自居。
如果以我們倆發揮的作用來衡量這次冒險行動的話，那簡直就是諷刺。
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恐懼，明白了害怕不過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人生感受了。
膽汁湧到我的鼻孔和喉嚨裡，苦澀無比，這才讓我認識到自我控制不是人生來就具備的能力。
這時巴特勒開口了：“你要和我在同一條船上。
”他的嗓音沙啞而愉悅。
“好！”
此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該松一口氣還是該自慚形穢。
他繼續說道：“這些人都是不錯的。
”
“你認識他們嗎？”
“我與其中幾個人打過交道。
如果這次行動進展順利，那麼我與他們的來往就無所謂；但是如果進展得不順利，那你就更不需要提前訓練他們了，他們給卡斯特羅帶來的麻煩遠比帶給我們的多。
”
“聽起來你深谙其中道理啊。
”
“我可是經曆過豬灣之戰的‘老人’。
”
“什麼？”
“雖然沒有名正言順地接受委任，但我的确參與了這次戰争。
”
“之前你怎麼沒有告訴過我這些？”
他隻是聳了聳肩，沒有再說話。
我不知道巴特勒說的是不是實話，但我覺得他有參加那次事件的可能性。
我很生氣，我原以為他和我一樣，此次都是以“菜鳥”的身份出發執行任務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此刻的不愉快又令我想起之前在柏林的某個晚上發生在我和他之間的糟糕事情。
現在，我隻覺得自己是一個被犧牲掉的可憐小醜，心中的憤怒溢于言表。
但是，在這樣的時刻，憤怒替代恐懼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嗎？
接下來的三十分鐘我都待在公主号上，琢磨着手中的捷克式沖鋒手槍該如何使用。
這種槍的彈匣為倒弧形，可裝30發9毫米口徑的子彈，亦可當作微型或全自動手槍，如果需要連發的話，持槍者還可以蹲在傾斜的小艇後端展開射擊——這種槍練上幾個小時也不見得能夠準确射擊。
小船隻都應該裝載完畢并置于公主号船體的周圍，所裝載的貨物均由防水紙箱打包好。
裝完了貨物就輪到我們人了，六個人中每人乘坐一條小船，歐亨尼奧·馬丁内斯走到圍欄處與我們一一告别。
“祝你們好運！”他輕聲地說道，下面響起一片掌聲，我如同經受了洗禮般鬥志昂揚地出發了。
這崇高的祝福鼓舞着我們鎮定地駛向進攻地，海上波濤洶湧，我們人人勁頭十足。
馬丁内斯說：“向正南方前進，直入古巴！”二十小時以後，馬丁内斯需來這裡接應我們——也就是晚上十一點鐘——現在是淩晨三點鐘。
如果二十小時後我們沒有出現的話，他就要每小時都返回查探一次一直到天亮。
小船上裝了一個指南針，方向盤安裝在夾闆的儀表闆上。
我所乘坐的船由巴特勒駕駛，船體雙排氣系統機器運作的轟隆聲和海風的呼呼聲讓人以為船隻在疾馳，其實它的速度隻有每小時十海裡，但這個速度真夠慢的了，它激起的海浪也不算大。
這對我們來說倒是一件好事，因為在漆黑的夜晚這樣一隻慢速行進的黑色小船才不易被巡邏艦發覺，除非我們的船立于激起的海峰上，否則巡邏艦激起的海浪會将我們掩蓋。
船上無人說話，因為人的聲音比機器的聲音更易引來禍患。
靜靜地聽着其他船隻發動機發出的聲音，微弱得就像浪花輕輕拍打着海岸，它們也在慢慢駛向集結地。
夜晚的空氣很沉悶，我們慢慢地前行，如隐藏在枕頭中一樣安靜，船上裝滿了貨物，空餘的地方不足六寸，海水也随着船隻的晃動而湧進船内，我們隻好用剪掉一半的塑料牛奶罐把水排出去——我們把罐子也染成了黑色，用繩子穿起來挂在橡膠船闆的挂鈎上，排水的罐子互相碰撞着，嘩嘩作響。
海岸已近在眼前，沙灘上亮起一排磷光。
等待着我們的是自己人還是卡斯特羅的自衛隊呢？我們的橡膠船底已經摩擦到岸邊的沙子了，我和其他人都站了起來，走到船邊，跳入幾寸深的水中，我全身的肌肉緊繃得像一隻握緊的拳頭。
我們六個人靜悄悄地把船拖到距離岸邊二十英尺的沙灘上，把船藏在一棵矮樹下，繁密的樹葉垂下來幾乎觸到了地面，剛好遮住船隻。
在寂靜的夜裡，一隻葫蘆從樹上落下來，摔碎在地上，刺耳的聲音特别像貓頭鷹的叫聲。
越過沙灘的灌木叢傳來絲絲細語，聽得出有人在不知疲倦地匍匐爬行着——這個灌木叢裡躲藏着一幫人。
其他的叢林裡還有各種昆蟲，昆蟲吃樹葉的簌簌聲不絕于耳。
“哈伯德，我需要你。
”巴特勒小聲說道。
他把自己座椅上的坐墊拿下來撐開成一隻大黑袋子，我們把頭伸進袋子裡，巴特勒打開手電筒，我們便一起看起了地圖。
他小聲說道：“我們偏離了目标。
”“偏了不足四百米，但我們是偏西了還是偏東了？”我指着地圖問道。
按照計劃，我們應該靠岸的地方有一條從樹林裡流出來的小河，可是現在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沒有河流的痕迹。
“水流方向是自西向東。
”我說。
“我知道，但是我可能矯枉過正了。
”
在我們過來的途中，我看到了西邊幾百碼處有一座小矮丘。
根據地圖上的地形線，小山丘的東邊幾千碼處就有一條河流。
“向東走。
”我說道。
在這條黑色毯子下面，我倆的臉隻相隔幾寸，我真想快點結束這場對話。
但是巴特勒一直不停地看地圖，似乎是想反駁我的觀點，最後才蹦出一句：“也許你是對的吧。
”我才得以逃出這條毯子的“包圍”。
現在的問題是派一個人先去東邊偵察海灘上的狀況，最好連等待着我們的遊擊隊的地理位置也一并查到，還是我們應該把船推向海裡、整個部隊再次起航前往東方海岸。
如果我是指揮官，我就先派一個人過去，畢竟單獨行動更不易引起察覺，而且如果萬一受到槍擊，也好給我們提個醒。
但是巴特勒的決定卻與我相反，他下令人船下水，因為目的海岸上等着我們的人群希望看到的是我們的大部隊，而不是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尋找他們。
“軍規隻有一條，萬一開戰我們被俘的話，記得毀掉我們的軍火。
”巴特勒補充說道。
我回答道：“知道了。
”哈維也跟我多次強調過這一點，他甚至還用手抹脖子以示事情的嚴重性。
在我們離開邁阿密之前，哈維還給了我們足夠保命的掩護身份——我們是《生活》雜志社的記者，為報道一場突襲才來到古巴，巴特勒是攝影師（他随身攜帶了一個相機），而我是撰稿人，我們的記者證由JM/WAVE某辦公室連夜制作出來交到我們手上。
如果我們被捕了，野蠻比爾就會聯系他所認識的《生活》雜志社的主編，雜志社就會出來解救我們。
這就是我們的掩護身份，對，兩個從紐約來的陌生人——弗蘭克·卡斯爾和羅伯特·查爾斯，剛落地古巴的海灘上，是船上僅有的兩個記者來到國外賭上一把。
這個故事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我的安全，因為我還沒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檔案，不知道二者之間能否銜接起來，但是這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