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愛，不論他有多麼惡毒。
我想要站立在上帝的光芒下，這樣我就可以保持精力繼續戰鬥了。
因此，我很感激，感激絕望的力量，沒有讓我深陷冷漠之淵。
“然而，絕望是一種精神冒險，人們可能從中得到解救或者永陷其中不能自拔。
所以需要有墊腳石，有路可以往上爬，有階梯的痕迹。
當一個人迷失在無盡痛苦的暗流中時，朋友的記憶可能是引導他們走出痛苦的指明燈。
在我蹲監獄的那些日子裡，沒有一個美國朋友出現在我腦海中拉我一把，除了你，唐·愛德華，優雅的紳士，今晚我将以你兒子的教父——大衛的道德責任感向你緻敬。
”
他們繼續說着，我剛意識到他們邀請我的一個很好的理由是我的西班牙語很不錯，而兩個成年人不能在沒有一個聽衆的情況下以如此“高雅的”方式交談。
阿蒂姆後來談到監獄，這才是我想聽到的。
但是，他說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矛盾的，一個牢房的食物很豐盛，而另一個牢房的食物則很糟糕；如果是部隊領導，則會被安排在單人牢房裡，可是不久就會被帶回監獄宿舍，領導的待遇也是好一陣壞一陣的；一間牢房與另一間牢房沒有任何關系，卻遭受頻頻調換。
這場“展覽會”給我一種牆外滿是混亂的感覺。
就現在，在古巴，理論與實踐一定發生了碰撞，因為監禁的背後沒有一個共同目标。
從阿蒂姆的言語中我發現，監禁初期是他最糟糕的時光。
在豬灣之戰遭遇慘敗時，他努力逃脫追捕，和一個人一起逃到難以被追蹤到的贊帕塔沼澤。
他說他有辦法到達艾斯堪布萊山，就在80英裡外，在那裡他可以發起一場遊擊戰。
兩周後，他就集結了一支部隊。
阿蒂姆是卡斯特羅的反間諜機構逮捕到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或許你還不是很了解他的背景，那麼讓我大緻介紹一下吧，希望我的介紹不像塞缪爾·約翰遜說的那樣——“無外乎是一個無能且卑鄙的家夥試圖畫個草圖而已。
”阿蒂姆是一名畢業于耶稣教學校的精神科醫師，未滿28歲就投奔駐紮在馬埃斯特臘山脈的卡斯特羅。
然而，在卡斯特羅勝利後的第一個月，他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在共産黨政府裡的民主滲透者”，于是他開始從事地下運動，沒多久就成為被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一天早上，他穿着牧師服，在一本掏空了的經書裡藏了一把手槍，一大早就走進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随後不久就乘坐洪都拉斯的貨船偷渡到坦帕市。
你聽得沒錯，他首先是弗蘭迪的領袖，然後效力于大部隊，然而同時他也成功地保留了他在古巴的地下組織。
憑借這樣的三重身份，毫無疑問在被捕後會受到不同尋常的審問。
當然，他遭遇的環境也非同尋常。
那片沼澤十分幹旱，并且布滿了荊棘，淡水很少。
在遭受了14天的饑渴後，沒有人還能開口說話，他們的舌頭都動不了了。
阿蒂姆說：“我一直在想，我是争取古巴解放的一員，是上帝的一把利劍。
然而在我被捕後，我才意識到上帝更需要的是我的鮮血，我必須做好為古巴的解放事業獻身的準備。
“然而，回到吉隆，他們查看我的日記發現了我的真實身份，其中一個反間諜人員說，‘阿蒂姆，你得為你對我們所做的事付出點代價，也就是一顆子彈的事兒。
你是不是想立刻英雄般地死去？那就好好配合，說出美國人背叛了大部隊。
如果你不協助我們，那麼我們會讓你死得很難堪。
’”
阿蒂姆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于是，那些人把他押送到哈瓦那，關進一個地下室。
地下室的牆上挂滿了破舊的被褥，他們把阿蒂姆的内衣撕掉，把他的胳膊腿拴在椅子上，然後打開聚光燈照着他的眼睛，足足審訊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