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這條信息已經足夠了，”我說，“哈瓦那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和美聯社記者溝通，而卡斯特羅偏偏選擇了巴西大使館。
”
“是的，”卡爾說，“今天早上在理查德·赫爾姆斯的辦公室，我們讨論了成立反情報小組，以及随之而來的反情報活動。
”
這是真的，九月他們為此召開了幾次會議，但是到月末的時候卡爾說：“我們仍在籌備中。
”我查看了赫爾姆斯發給反情報小組的最終備忘錄的複印件：“即使安/拉稀還沒有被卡斯特羅策反成雙重間諜，我們所掌握的證據也不足以下任何定論，但是我們也要準備放棄這個很重要的資源。
但是，在加勒比我們再沒有别的人比安/拉稀更能和卡斯特羅說上話的了，所以權衡之下我們将會繼續和安/拉稀保持聯系。
”
赫爾姆斯為什麼支持我父親？對此我有一個合理的猜測。
九月中旬，我們得到消息說美國和古巴正在進行一場秘密和平談判。
夏洛特仍然和派往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保持聯系，所以我們源源不斷地收到調查局傳來的錄音記錄，内容與古巴駐華盛頓大使和駐聯合國古巴代表之間的談話有關。
調查局還對聯合國大樓的阿德萊·史蒂文森的辦公室動了手腳，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收到從“盜墓者”的三條途徑發來的信封，我這才明白，史蒂文森大使的辦公室本來應該是FBI的禁地，但是是誰建議胡佛這麼做的呢？無論如何，我們有足夠的信息材料。
如果我所猜測的這些分散的片段真的是情報人員的悲慘生活的話，那麼我至少可以理解現在這樣雜亂如麻的狀況了。
九月十八号，聯合國美國代表團的特别顧問威廉·阿特伍德，向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艾夫裡爾·哈裡曼發了一封機密郵件：
在我看來，孤立古巴政策更加刺激了卡斯特羅在拉丁美洲制造沖突的決心，同時還把我們襯托成一個欺淩弱小的大國形象。
聯合國中立外交官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卡斯特羅将會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即使這種做法會激怒他的核心共産主義分子，他還是有可能與我國建交。
以上信息可真可假，但是無論卡斯特羅是否真的願意和談，也不管我們是否弄清楚了他下一步的計劃，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都是隻得不失的一方。
如果卡斯特羅願意，那麼我可以以個人名義前往古巴，當然，我會把自己的往返行蹤告訴總統先生。
幾天以後，我們得到消息，阿特伍德把哈裡曼的反應告訴了阿德萊·史蒂文森，他說這個建議會讓肯尼迪擔很大的風險：“不管是哪一個共和黨員，隻要他們得到了一丁點兒口風，那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但是，哈裡曼告訴阿特伍德他感覺“太冒險”，并且建議羅伯特·肯尼迪出面。
鮑比在阿特伍德的便簽邊緣寫着：值得追蹤，聯系麥克·邦迪。
然後邦迪告訴阿特伍德：“總統很希望看到卡斯特羅能夠從蘇聯陣營中脫離出來。
”受到這樣的鼓勵，阿特伍德就主動聯系了古巴駐聯合國大使卡洛斯·萊丘加。
緊接着，赫爾姆斯、夏洛特、卡爾的三人會議陸續展開。
他們告訴我，他們的策略就是由麥科恩局長指揮特殊行動小組，讓他們在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