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阿蒂姆與那個旅中最殘暴的成員産生聯系——但是他的憤怒足夠強烈嗎？我的大腦因不斷地思索亨特問題而筋疲力盡，我轉向考慮比爾·哈維。
我在想十一月的那個特殊星期五他是否離開羅馬回到了美國，結果他并沒有。
然後我意識到這并沒有關系，即使他在羅馬也不耽誤他操控這樣一次行動，但是他能嗎？迪克斯·巴特勒在哪兒？他是否已經在越南了，還是他中途停留在達拉斯？我無法作出判斷。
我還想到是不是卡斯特羅在特拉菲坎特的協助下成功實施了這次暗殺，盡管我們暗殺他的計劃失敗了好多次。
在那些不眠的夜晚，我都會花上幾個小時在腦海中勾勒奧斯瓦爾德那瘦削而扭曲的工人階級臉龐，他在九月時南下到了墨西哥城。
卡爾拿出一份備忘錄給我看，蘭利指揮部已經打電報到墨西哥駐地，索要墨西哥城蘇聯大使館兩個克格勃頭目聯系過的所有名單。
墨西哥駐地回複稱，古巴大使館和蘇聯大使館的記錄中都有奧斯瓦爾德和羅蘭多·庫貝拉的名字，奧斯瓦爾德甚至曾經從古巴大使館打電話到蘇聯大使館，這個聲稱自己是奧斯瓦爾德的人堅持用刺耳而又不遵循語法的俄語與“科斯季科夫同志”通話。
“這很可疑，”卡爾說，“我們都知道奧斯瓦爾德的俄語說得很好。
”
“那庫貝拉呢？”
“啊，庫貝拉啊，他與科斯季科夫同志有過通話，但我們不知道内容。
我猜他和所有人都有過聯系。
”
“當然，我們已經把他解決了。
”
“天啊，沒錯，”卡爾聳聳肩，“不管怎麼說，這已經結束了。
聯邦調查局馬上就要對外宣稱奧斯瓦爾德是單獨行動的了。
”
是約翰·埃德加·胡佛幹的嗎？
我沒有停止思索。
有一天，在沃倫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首席大法官沃倫詢問艾倫·杜勒斯：“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确實在秘密招募一些可怕的人物嗎？”而艾倫·杜勒斯用街頭惡棍中品行良好的一員能夠表現出的溫和回答說：“是的，非常可怕的人。
”
“這是艾倫表現比較好的時候。
”休·蒙塔古評論說。
我本來準備好相信是艾倫·杜勒斯做的，或者是夏洛特，或者，卡爾和我也有罪。
思緒四處亂飛，我還沒有發表我的第一條大學箴言呢：世界上沒有答案，隻有問題。
當然，問題也分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