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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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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活得挺來勁兒。

    ” 他停了一會兒。

    “蒂姆,今天下午你能來一趟嗎?” 父親總是教誨我要我謹記:每當懷疑閃過你的腦際時,你便應假設某種敵對行動正在策劃中。

    接着,就該迅速采取行動。

    因而,我說,“為什麼不能上午去?” “現在該吃午飯了。

    ”他以責備的口吻說。

     “啊,該吃午飯了,”我說,“那好。

    ” “眼下我正同市鎮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一個人喝咖啡呢,你過會兒來吧。

    ” “行。

    ” “蒂姆?” “對,是我。

    ” “你怎麼樣?” “我想我還可以。

    ” “你打算沖洗一下小汽車嗎?” “噢,基督,昨晚我鼻子淌了好多血。

    ” “是啊,那麼,你的一些鄰居該算是善意窺探者協會的成員了。

    聽他們打電話時的那種口氣,我推想你可能砍下了誰的胳膊。

    ” “我最讨厭這種事。

    你幹嗎不來取個樣呢?你可以化驗我的血型嘛。

    ” “得了,你讓我喘口氣兒吧。

    ”他笑了起來。

    那是一種真正警察所發出的笑。

    扯着嗓門高聲尖叫,好像這行為同他身體的其他零件沒一點關系似的。

    跟你說吧,他笑的時候,臉繃得就像是用花崗岩做的一般。

     “行啊,”我說,“怪事兒。

    要是你的鼻子也愛流血的話,你該怎樣做個成年人呢?” “噢,”他說,“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十杯波旁酒下肚後,我喝水時一定十分小心。

    ”謹小慎微為他提供了午飯時間。

    他嘶叫了一聲,把電話挂了。

     我将小汽車裡面清洗了一番。

    那攤血摸上去似乎并沒有廚房裡那堆狗屎危險系數大。

    我的肚子也對喝下去的咖啡感到有些不适。

    我不知道是該對鄰居的厚顔無恥抑或是他們的無中生有憤慨萬端呢——究竟是哪一個——還是真的存在着那種可能性,即我神經錯亂得把一位或另外一位金發女人的鼻子給打出了血。

    或者更糟。

    你是怎樣将一隻胳膊砍下來的呢? 令人尴尬的是,我那喜好挖苦的一面,那可能是專門為了幫我熬日子而設計的一面,在該說的都已說完時,竟然變得虛假無用,不大起眼,就像輪盤賭上的一個空格。

    還有三十七面。

    我也漸漸相信了,右面座位上那攤血不可能是從誰的鼻孔中流出的。

    它實在太大了。

    這份苦差令我相當不快。

    所以擦了沒一會兒,我便不想幹了。

    血,同任何一種自然力量一樣,要發話了。

    血總是說着這麼一句話:“所有活着的人們,”現在我聽清了,“争取再活上一次吧。

    ” 我就不對你細說我是怎樣用一桶桶水來洗淨座墊布與安全帶的了。

    我忙活這份苦差事時,有兩位鄰居打我身邊走過,我們友好地交談起來,我告訴了他們我鼻子流血的事兒。

    正是那時,我決定要到警察局走一遭。

    實際情況是,倘若我将那輛小汽車開到警察局,那麼雷傑西一看見便可能把它扣下來。

     蹲監獄那三年,有時半夜醒來,我實在搞不清我是在哪兒。

    這也無所謂,更令人心寒的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哪兒,在監獄的哪個分區,在哪個監号,但我不願承認這一現實。

    給你的東西不允許你再給出去。

    我會躺在床上,盤算着請個姑娘去共進午餐,要不就是決定租條獨桅艇出去兜兜圈兒。

    告訴我自己,說我不是待在家裡而是被囚于佛羅裡達州一座警戒得很不森嚴的監獄的牢房中,對我說來,這并沒有多大好處。

    我認為,這樣的事實應屬于夢幻的一部分,因而離我還太遠。

    我能根據一天的計劃行事,倘若那個暗示我正蹲監獄的夢境不執拗地堅持要辨明真相的話——“夥計,”我會對自己說,“搖落這些蜘蛛網吧。

    ”有時直至中午,我才能回到真正的生活之中。

    隻是在這時,我才會意識到,我是不能請那個姑娘吃午飯的。

     眼下,與此相似的東西正捉弄着我。

    我有一個我也解釋不清楚的刺花紋,有一條非常怕我的好狗,我有剛被洗去血迹的車座,有個昨夜可能見過也可能沒見過的丢失了的老婆,我還有位令我的家夥不斷而緩慢地勃起的來自加利福尼亞的經營房地産的中年金發女人,但是,在我走向鎮中心時,我所想的是,阿爾文·路德·雷傑西找我去一定有某種滿有道理的嚴肅的目的,因為他為此而打攪了一個作家的工作。

     二十五天來我一個字也沒寫,不過我不在乎。

    其實,像在監獄裡度過的那些我很難分清是夢幻還是現實的早晨一樣,現在,我就如一個被拽出來的空口袋,根本沒考慮到我自己,這情形恰似一名演員,他抛棄了妻子、兒女、債務和錯誤,甚至也抛棄了他的自我,去扮演他的角色。

     實際上,我正在觀察一位新的人物,他走進了市鎮大廳地下室雷傑西的辦公室,因為,我像個記者似的推門走了進去,就是說,我盡最大努力使别人認為,警察局長所穿的衣服、所做的表情、辦公室内的家具以及他所說的話,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同即将放入一篇特寫中的詞組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該特寫分成八大段,每段長短幾乎一樣。

    我,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走進了辦公室,完全進入了角色,因而給人的感覺好像我是一位還不大熟悉他那間新辦公室的優秀記者。

    根本不熟悉。

    他的私人照片、他鑲在鏡框裡的證明書、他的職業證明、鎮紙及記事本,可能不是散放着便是挂在牆上,兩個文件櫃擺在辦公桌兩側,好似古廟前那兩根位置對稱的柱子,他可能會筆挺地坐在椅子上,像個當兵的,他以前真就是個當兵的,他的小平頭令他看上去像位老“綠色貝雷帽”,但一眼便能看出:在這間辦公室裡他仍然感到不習慣。

    可話說回來了,哪間辦公室能習慣他呢?他的模樣會讓雕刻家用手持式鑿岩機把他臉上的棱角、突出和多餘的部分統統敲掉。

    在鎮子裡,他的綽号多得都快淌出來了——石頭臉、槍靶子、閃光眼——要不,就如為葡萄牙老漁夫所常稱呼的,叫飛毛腿。

    很明顯,鎮子裡的人還不大買他的賬。

    他可能已當了六個月代理警察局長,不過前任局長的影子依然浮遊在辦公室的上空。

    前任局長在這兒幹了有十來年,他曾是個本地的葡萄牙人,那時候他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研習法律,終于,他爬進了馬薩諸塞州司法部長的辦公室。

    如今,鎮子裡的人都用贊美的詞語去追憶前任局長,您别忘了,這兒是普羅文斯敦,一個情感淡漠的所在。

     我并不太了解雷傑西。

    從前,如果他來我的酒吧,毫無疑問,我會當場認出他來。

    那個大塊頭能讓他當上職業足球運動員。

    他的眼裡撲閃着好鬥的神色,這一眼就能看出來:我的上帝,好鬥的精神同用不規則的碎塊拼成的軀體結合在一起了。

    看上去雷傑西就像是個不肯服輸的基督教運動員。

     我唆這麼多是因為,說真的,我琢磨不透他。

    就像我不能總以清醒的頭腦去迎接新的一天一樣。

    他的性格詭谲多變,認識他的人也很難正确地描述他。

    這以後我将為你提供一些細節。

     現在,他以軍人的風度把椅子朝後一推,從桌後走了過來,拉了把椅子給我。

    而後,他以很關心的樣子盯着我,活像個将軍。

    要是他忘了感情也算是當警察的一件有力的工具這句名言,他會悔恨不已。

    比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帕蒂·拉倫怎麼樣啦?你得到有關她的消息了嗎?” “沒有。

    ”我說。

    他這不起眼的一句話把我拼死命裝成的記者姿态給挑破了。

     “我沒調查,”他說,“但我發誓,昨晚我看到了她。

    ” “在哪兒?” “鎮子西頭,防護堤附近。

    ” 那兒離望夫台酒家不遠。

    “聽說她回鎮子來了,”我說,“這真有趣,可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點上一支煙。

    我的脈搏跳得很快。

     “我瞥見,在我的大車燈剛剛夠得着的地方站着個金發女人。

    大約有三百碼遠吧。

    也可能是我認錯了。

    ”他說話的神态告訴我,他一點也沒認錯。

     他掏出一支方頭雪茄,點上,拿出電視廣告上男子漢常拿的姿勢吸了一口。

     “你妻子,”他說,“是位迷人的女人。

    ” “謝謝誇獎。

    ” 今年八月,有一個星期,我們每晚都舉辦“待在水中直至天明”宴會(那位黑先生已探查出我家的狀況)。

    在一個狂飲的夜晚,我們結識了雷傑西。

    因為抱怨太吵鬧,阿爾文親自來了。

    我敢肯定,他聽說了我們的宴會。

     帕蒂迷得他神魂颠倒。

    她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醉鬼,嬉皮士,男、女模特兒,半裸者及穿戲裝提前歡度萬聖節的那些人——為了向警察局長雷傑西表示敬意,她把立體音響的音量擰小了點兒,接着,她對那阻止他喝上一杯的責任感表示厭煩。

    “阿爾文·路德·雷傑西,”她說,“這名兒可真叫絕。

    你别辜負了它,小子。

    ” 他咧嘴笑得就像榮譽勳章的獲得者得到伊麗莎白·泰勒那有紀念意義的一吻時所表現的那樣。

     “在馬薩諸塞州你怎麼能有阿爾文·路德·雷傑西這個名字呢?它可是明尼蘇達州的人名啊。

    ”她說。

     “噢,”他說,“我爺爺是明蘇尼達人。

    ” “我告訴你什麼啦?别和帕蒂·拉倫拌嘴。

    ”她當即邀他參加我們下一次晚上的宴會。

    他下班後來了。

    宴會結束時,在門口他告訴我,說他玩得很開心。

     我們談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的家仍在巴恩斯特布爾(巴恩斯特布爾離這兒有五十英裡遠)。

    我問他,在夏季狂亂的毆鬥中,他工作于此是否有些魚不得水之感。

    (我知道,隻有在普羅文斯敦你才能問警察這樣的問題。

    ) “沒有,”他說,“我自己要求幹這項工作。

    我想幹。

    ” “為什麼?”我問他。

    聽别人說,以前他是專抓違反麻醉品法規的罪犯的便衣警察。

     他不談那個。

    “喔,人們都說普羅文斯敦是位于東部的西部放蕩區。

    ”他說,像馬似的嘶嘶笑起來。

     打那以後,每當我們舉辦宴會,他都來待上幾分鐘。

    倘若宴會從當晚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晚上,那麼我們會再次見到他。

    要是不當班,他會喝上一杯,心平氣和地同幾位客人聊聊天,然後離開。

    就有那麼一次他露出點兒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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