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早飯還是去心理訓練學校？”辛西娅問。
“去心理訓練學校。
我們就把穆爾上校當早飯吃吧。
”
我們離開了貝薩尼山，彙進了早晨開往基地中心的車流人流中。
辛西娅說：“有些人在時間觀念上有問題。
我相信福勒上校與此事有關系，盡管他一口咬定無關。
時間會證明一切的。
”
“實際上，他打電話的時間很早。
”
“你說什麼呀，保羅？”
“我在說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為了掩蓋他知道這件事的事實，為了制造她還活着、赴約遲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這個電話。
可他沒有料到我們會那麼早就到了死者的家裡。
”
“這是一種解釋，但他怎麼會知道她死了？”
“隻有3種途徑：有人告訴他；他用什麼方法發現了她的屍體，或者是他殺了安。
”
辛西娅回答道：“他沒殺她。
”
我盯着她說：“你喜歡這個家夥？”
“是的。
但不是因為這個。
他不是個殺人犯。
”
“人人都可能是殺人犯，辛西娅。
”
“不對。
”
“好吧，不過你能找到他那樣做的動機嗎？”
“能。
他的動機是保護将軍，除掉基地裡一個腐敗的根源。
”
我點點頭。
“有這個幫助他人的動機，像福勒這樣的人也許會開槍殺人，但也許還有更多的個人目的。
”
“也許。
”辛西娅把車駛向通往心理訓練學校的路。
我說：“如果我沒通過那根鬈曲的頭發查到穆爾上校，我會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頭，隻根據那個電話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
“也許。
”她問：“我們讓穆爾知道多少？”
“到門檻止步。
”
“你不認為到了該同他談談他的頭發、指紋和車轍印的時候了嗎？”
“沒必要。
我們為這些證據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
我想讓他陷得更深些。
”
我們的車駛過一塊牌子，上面寫着“閑人免進”。
沒有憲兵的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遊動的憲兵吉普車。
我們把車停在心理訓練學校的總部樓前。
樓前的牌子上寫着“軍官停車處”，我看見一輛灰色福特牌汽車停在那裡，可能就是穆爾上校的車。
我們走進大樓，空蕩蕩的走廊上有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中士。
他站起來說：“你們有什麼事？”
我向他出示了證件，說：“請帶我們去穆爾上校的辦公室。
”
“我打電話給他，長官。
”他回答，用了一個非正式的詞來稱呼一個準尉。
我不喜歡“長官”這個詞，并對他說：“我猜你沒弄懂我的話，中士。
帶我們去他的辦公室。
”
“是，長官。
跟我來。
”
我問他：“上校來了多久了？”
“大約10分鐘。
”
“坎貝爾上尉的辦公室在哪兒？”
“就在穆爾上校辦公室的右邊。
”他又說：“現在空了。
”
我們到了走廊盡頭，停在盡頭的一扇門旁，門上寫着“穆爾上校”。
那個中士問我們：“要我通報一下嗎？”
“不用。
這就可以了，中士。
”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我……”
“什麼事？”
“求上帝保佑你們找到那個殺人的家夥。
”他說完轉身沿着那長長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邊的一個門也是關着的，名牌上寫着“坎貝爾上尉”。
辛西娅推開門，我們走了進去。
實際上，辦公室空蕩蕩的，隻有地上擺着一束花，上面沒有留言卡片。
我們離開這間辦公室，幾步走到穆爾上校辦公室的門前。
我敲了敲門，穆爾喊道：“進來，進來。
”
辛西娅和我走了進去。
穆爾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沒有擡頭。
辦公室很大，室内的擺設沒什麼特色。
隻是穆爾上校桌子旁邊放着一個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紙機。
穆爾上校擡起頭來看着我們說：“怎麼回事兒？——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們是怎樣進來的。
我說：“我們很抱歉貿然來訪，上校，不過我們剛才就在附近辦事。
我們可以坐下嗎？”
“好的，坐吧。
”他示意桌子對面有兩把椅子。
“如果下次你們能同我預約，我會非常感激。
”
“是的，長官。
下次我們一定約你去憲兵司令部大樓。
”
“通知我一聲就行了。
”
像許多有科學和學術頭腦的人一樣，穆爾上校好像對周圍組織嚴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
即使我說的是“下次我們将在警察局同你談話”，他也未必領會其中的含義。
“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
“嗯，”我說，“我想讓你再确認一下悲劇發生的那個晚上你确實在家裡。
”
“好吧，我從晚上7點到第二天早晨7點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裡。
”
早晨7點半是我和辛西娅到達維多利花園的時間。
我問他：“你一個人住嗎？”
“是的。
”
“有人能證明你在家嗎？”
“沒有。
”
“你晚上11點同基地總部的坎貝爾上尉通過電話，對嗎？”
“對。
”
“談話内容同工作有關嗎？”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