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才決定供認通奸。
但他兩面都下了賭注，對我從不提起那房間的事。
房間裡東西現在為亞德利所控制。
我不知道他倆是誰抓住了誰的小辮子，不知道兩人是什麼關系。
不過，如果是其中一人殺害了她，另一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想起了肯特是如何反對我直接去死者在基地外的住房的。
從表面看，這可以理解——因為這不是辦案的通常程序。
但我現在想到肯特那天一早就想給亞德利打電話，也就是說在他給我打電話前後，他可能就在設法跟亞德利通話，想對他說：“局長，安-坎貝爾執勤時被殺了。
也許你應當盡快搞到法庭的命令去搜查她的房間，搜集證據。
”亞德利當然知道應當盡快搜集哪些證據，銷毀哪些證據。
但是，根據亞德利的說法，他已适時不适時地去了亞特蘭大，于是肯特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
事實是我先到了那房間，因此肯特隻好打電話給在亞特蘭大的亞德利說明這裡發生的事情。
肯特和亞德利也隻好祈求上帝保佑，希望那個隐蔽的房間能保持原樣。
我和辛西娅也希望如此，殊不知米德蘭的警察局長和哈德雷堡的憲兵司令都曾是那個房間的客人。
肯特故意拖延通知坎貝爾将軍夫婦的時間。
這種反應是可理解的，這是壞消息傳送者那種本能的反感情緒的表露，還不能說肯特完全超出了常規。
但如果是肯特殺害了将軍的女兒，那我就明白了為什麼他不能鼓起勇氣盡他的這份職責了。
肯特不會打電話給鮑爾斯少校，因為他知道鮑爾斯熟悉那個房間。
鮑爾斯也常去那裡作樂。
肯特不想讓鮑爾斯去那房間搜集有關他的證據。
但肯特自己也不能進入安-坎貝爾的那個房間，因為如果他是殺害安的兇手，他必須呆在家裡，而且要很快去接憲兵發現安以後給他打的電話。
我幾乎可以想象出那情景……幾乎。
由于某種我尚不清楚的原因，肯特去了第6步槍射擊場或者它的附近。
我不清楚他怎麼知道或者是否知道那兒會出什麼事。
但是我可以想象坎貝爾将軍離開後他就出現了：高大、魁梧的比爾-肯特，大概身穿制服，從大路朝着赤身裸體被捆綁在地上的安-坎貝爾走去。
走了50米，他停下腳步，兩人相視了一會兒。
他覺得這是命運把這件事推給了他。
他惱火于安-坎貝爾随意和任何人發生關系，解決他這問題的答案就是纏在她脖子上的那條繩子。
肯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
他可能聽到，也可能沒聽到她向她父親提出的交換條件。
如果他沒有聽到，那麼他可能把所看到的誤認為是她與另一個男人在偷情，他又妒忌又氣惱。
無論怎樣，他們肯定說過話，而且很有可能，安-坎貝爾在那個錯誤的時間說了錯誤的話。
或者可能，不管她說了什麼——肯特已經玩膩了。
他知道現場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他還知道在幾小時内就可以以官員的身份回到現場。
他到現場的證據他都可以解釋。
這是意料之中的。
他是警察，所以他能迅速地考慮到這些問題。
此案不僅可以作，而且必須作。
他所要做的隻是跪下把繩子拉緊。
但是他有這個決心嗎？難道她沒有懇求他嗎？他會那麼冷酷無情嗎？還是一時的激憤和盛怒驅使他下了毒手？
但是，即使這一切都成立，即使這些猜測和推論确有道理而且符合事實，難道哈德雷堡憲兵司令威廉-肯特上校就成了殺害安-坎貝爾上尉的嫌疑犯嗎？所有其他在職的男人，可能還有女人——他們都有報複、妒忌、掩蓋罪行、避遭恥辱等動機，甚至有的就是殺人狂，都很可疑，為什麼隻懷疑肯特呢？假定真是肯特，我又如何去證實呢？在犯罪現場的警察可能是兇手，當案情屬于這種不多見的情況時，那才是偵查人員的真正難題。
我在肯特的辦公室門前站了片刻，然後敲了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