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娜·瑪娜基斯，現在克裡提斯偶爾也會來。
“來吧，”他說，“想來就來。
我無法告訴你我聽到這個消息有多開心。
跟我說說你正在做的吧。
”
“好。
”克裡提斯說，他脫去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在麻風病研究領域，有人肯定很快便要治愈麻風病。
我與雅典的巴斯德研究機構還保持着聯系，我們的項目總指揮急于盡快推進進度。
想象一下這意味着什麼吧，不隻是為了這裡的幾百人，而是為了這世間成千上萬的人——而在印度、南非甚至有上百萬麻風病人。
治愈的影響将會是巨大的。
我保守地估計，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是每件證據，每個病例研究，都描繪出一幅我們有能力阻止此病蔓延的藍圖。
”
“我想你錯了，路不會太長了。
”拉帕基斯回應說，“這些天，在用不用江湖術士的藥方這個問題上，我壓力很大。
這些人十分脆弱，他們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付得起錢的人。
所以，你在這裡的計劃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需要幾十個病人，如果可行，接下來幾個月，甚至幾年，我要密切監控他們。
我在伊拉克裡翁隻作診斷，确診後，我就失去了病人，因為他們全被送到這裡來了！照我看來，這樣對他們更好，可是我需要作一些追蹤調查。
”
拉帕基斯笑了。
這種安排對他倆都公平。
沿着他辦公室的一面牆，從地闆到天花闆，一排排全是檔案櫃。
有些裝着現在每位活着的島民的醫療病例。
他們死後，所有病例轉到另一些櫃子裡去。
拉帕基斯志願上此島工作之前，沒有任何文件保存下來，幾乎沒有治療措施值得記錄，唯一的進展便是疾病的持續惡化。
讓人記住隔離區頭幾十年裡的麻風病人的，隻有一個黑色的大登記冊，上面記有姓名、到達日期和死亡日期。
他們的生命縮減到隻是死神生死簿上的一條記錄，現在他們的骨頭亂七八糟，不加區分地堆在小島最邊緣公共墓地的石闆之下。
“自從我一九三四年來這裡之後，我為這裡的每位病人作了記錄。
”拉帕基斯說，“我詳細記錄了他們來時的狀态，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變化。
病例是按年齡排序的——這樣似乎更有邏輯。
為什麼你不去抽調一些你想看的看呢？你下次來時，我可以提前跟他們約好，讓他們來見你。
”
拉帕基斯用力拖開離他最近的櫃子頂層抽屜，抽屜很重，一打開，裡面裝滿了文件，他揮揮手，邀請克裡提斯過來随便翻翻。
“我把它留給你了，我最好還是回病房去，有些病人還需要照料。
”
一個半小時後，拉帕基斯回到辦公室時，地上一堆文件；最上面的檔案封面上寫着“伊蓮妮·佩特基斯”。
“你今天早上遇見過她丈夫，”拉帕基斯說，“就是那個船夫。
”
他們把所有選出來的病人作了記錄，對每個病例進行讨論，然後，克裡提斯看了一眼牆上的鐘，該走了。
當他進入消毒室給自己噴灑消毒液前——雖然他知道這種限制病菌擴散的手段多是徒勞——兩個人緊緊地握手。
拉帕基斯送他下山，到了地道入口處，克裡提斯獨自繼續走到碼頭，吉奧吉斯正在那裡等着，準備送他走上回伊拉克裡翁的漫長旅行中的第一程。
他們在回克裡特島的途中沒講幾句話，似乎在來路上已把話說盡。
不過，當他們到布拉卡時，克裡提斯問吉奧吉斯下周同一時候能不能還在這裡，再送他去斯皮納龍格。
吉奧吉斯不知為何，感到很開心，不完全是因為路費。
正如吉奧吉斯想的那樣，他知道這位新醫生還會回來，他覺得很高興。
苦寒的十二月、極地氣溫的一二月，以及大風怒号的三月，尼可拉斯·克裡提斯每周三都來斯皮納龍格。
他和吉奧吉斯都不是健談的人，可他們過海去斯皮納龍格時，開始了小對話。
“佩特基斯先生，你今天怎樣？”克裡提斯問。
“如無意外，我可以說很好。
”吉奧吉斯會謹慎地回答。
“你妻子怎麼樣？”醫生會問，這問題讓吉奧吉斯覺得他也過着正常的已婚生活。
他們倆都沒多想這有多可笑，提問的人比誰都知道答案。
吉奧吉斯盼望着克裡提斯的來訪，十二歲的瑪麗娅也一樣，因為他的來訪帶來一絲樂觀，讓她能看到父親微笑。
雖然父親什麼也沒說，但有東西她能感覺得到。
傍晚，她會去碼頭，等他們回來。
她裹緊羊毛大衣，坐在那裡，看着小船在灰蒙蒙的黃昏中逾海而來。
她接住父親扔過來的繩子，很專業地把繩子綁在系纜樁上，把船固定在那裡過夜。
四月，大風不再刺骨，空氣中有了微妙的變化。
大地暖和過來，紫色的春銀蓮、淡粉的蘭花綻開了花朵。
候鳥過完冬天，一路從非洲飛回，飛過克裡特島。
每個人都在迎接季節的變化，熱切期盼的溫暖現在要來了，可是空氣中還沒什麼明顯的征兆。
戰争席卷歐洲有一段時間了，就在四月，希臘被侵占。
克裡特島的人現在生活在達摩克利斯之劍下；隔離區的報紙《斯皮納龍格星報》定期刊登當前局勢的公告，随着每周電影一起播放的新聞短片也讓人們焦慮。
他們最恐懼的終究發生了：德國人的目光投向了克裡特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