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一個不便之處，就在于無法用語言把它恰當表達出來，”她接着說，“即使表達出來，也徹底成了刻闆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談……像談恐龍似的。
所以大家都尋求更為單純、簡便的東西，尋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電視遙控器那樣能咔嚓咔嚓變換頻道的東西。
皮膚性沖擊、感性……怎麼稱呼都無所謂。
”
她往兩個空杯裡倒了葡萄酒，又點上一支煙。
“話說得夠繞彎子的了。
”
“非常有趣。
”我說。
空調器微弱的震顫、加濕機的排氣聲和聖誕節頌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構成了奇妙而單調的節奏。
“如果是既談不上藝術感染力也不屬于皮膚性沖擊那樣的東西也無妨的話，我想我是可以講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畫的，或者更應該說是關于一幅畫的故事——講這個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說。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
”她說，“本來我是為當畫家去美國東部一所美術大學留學的，但為了畢業後能留在紐約養活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才華已不抱希望也未嘗不可——我做起了類似畫品收購商那樣的生意。
就是在紐約年輕畫家和無名畫家的畫室轉來轉去，看到大約素質不錯的作品就買下來寄給東京的畫商。
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東京畫商從中挑出合意的，我在當地買下。
後來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決定買什麼，直接買下。
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畫家群體有了關系，或者說有了可靠的信息網，所以，例如某某搞什麼特殊名堂啦某某手頭拮據啦之類的消息全都能傳入我耳中。
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
那時的事可知道？”
“是大學生了。
”我說。
“那麼是知道的。
”她一個人點點頭，“那裡無所不有，真的無所不有，從最高檔的到最低檔的，從頂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對于我這樣的人來說，那一時期的格林威治村簡直是座寶山。
隻要眼力夠用，絕對可以碰上别的時期别的地方很難見到的一流畫家和嶄新的力作。
事實上當時我寄給東京的好多作品現在都已價值不菲，假如為自己留下其中幾幅的話，如今我也該是有幾個錢的人了。
可當時真的沒錢……遺憾呐！”她手心朝上地展開放在膝部的雙手，很好看地笑笑。
“不過隻有一幅，的确隻有一幅畫我破例為自己買了下來。
畫的名字叫‘出租車上的男人’。
遺憾的是這幅畫藝術上并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蘊含着才華的萌芽。
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名的流亡畫家，早已經在無名中銷聲匿迹了，當然談不上賣高價……嗯，您不覺得奇怪？為别人選的都是值錢畫，為自己選的卻分文不值，而且隻一幅。
肯定這樣想吧？”
我适當地應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個畫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下午。
雨剛停，紐約簡直整個成了一座烤爐。
畫家姓名已忘了。
您也知道，東歐人的名字很難記，除非改成美國式的。
把他介紹給我的是一個學畫的德國學生，他和我住同一棟公寓。
一天他敲我房門時這樣跟我說：‘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個非常缺錢的畫家，可以的話，明天順路去看看畫好麼？’‘OK。
’我說，‘不過他可有才華？’‘不怎麼有，’他說，‘可他是個好人。
’這麼着，我們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
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有那麼一種氣氛，怎麼說好呢，就像大家一點點往一起湊似的。
”
她在捷克人髒亂至極的房間裡大約看了二十幅畫。
捷克人二十七歲，三年前偷越國境逃出來的。
他在維也納住了一年，之後來到紐約。
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留在布拉格。
白天他在宿舍作畫，晚間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飯店打工。
“捷克沒有言論自由。
”他說。
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論自由更現實的東西。
如德國學畫生所說，他缺乏才華。
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該留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處的，尤其是着色，有時令人一震。
筆觸也相當娴熟。
但僅此而已。
在内行人眼裡，他的畫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維的延展。
同樣是停止，但他連藝術上的“死胡同”也沒進入，隻是“夭折”罷了。
她瞥了一眼德國學畫生，他的表情在無言中所流露出來的結論也和她一樣。
如此而已。
唯獨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視着她的一舉一動。
道了謝準備離開捷克人房間時，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門旁放着的一幅畫上——一幅二十英寸電視熒屏大小的橫置油畫。
與别的畫不同，這幅畫裡有什麼在喘息。
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實在微弱得很，盯視之間很怕它萎縮消失。
但它的确是在畫中喘息，盡管那般微乎其微。
她請捷克人把其他畫撤去一邊，空出雪白的牆壁把這幅畫立起來細看。
“這是我來紐約後最先畫的。
”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說道，“來紐約第一個夜晚，我站在時代廣場一個路口看街看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