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鐘頭，然後回房間用一個晚上畫出來的。
”
畫的就是坐在出租車後座的年輕男子。
以照相機來說，就是在鏡頭正中稍偏一點點的位置把男子攝了下來。
男子臉側向一邊，目視窗外。
長相漂亮，燕尾服，白襯衣，黑蝴蝶結，白飾巾。
有點像舞男，但不是。
作為舞男他缺少什麼——一句話說來，就是缺少類似被濃縮了的饑渴感的東西。
當然他并非沒有饑渴感。
哪裡去找沒有饑渴感的年輕男人呢？隻是他身上的饑渴感表現得實在過于抽象，在周圍人眼裡——即使在他自己眼裡——仿佛是有點特别的、處于形成過程中的某種見解（pointofview）。
就好像藍色的霧霭，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藍色的霧霭籠罩着出租車。
從車後玻璃窗可以看見夜色，看見的也隻有夜色。
藍底色融入了黑與紫。
色調非常雅緻。
就像埃林頓“公爵”管弦樂團的音調，雅緻而渾厚，渾厚得似乎手往上一觸，五指便會統統給吮吸進去。
男子臉歪向一邊，但他什麼也沒看。
縱使玻璃窗外有什麼景緻出現，也絕不會在他心頭留下任何刮痕。
車持續前行。
“男子要去哪裡呢？”
“男子要回哪裡呢？”
對此，畫面什麼也沒有回答。
男子被包含在出租車這一有限的形式中。
出租車則被包含在移動這一天經地義的原則中。
車在移動。
去哪裡也好回哪裡也好，怎麼都無所謂，哪裡都無所謂。
那是巨幅牆壁上開的一個黑洞，既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說，男子是在看那個黑洞。
他嘴唇很幹，仿佛急需一支煙。
但由于某種原因，煙遠在他手夠不到的地方。
他顴骨突出，下颚尖尖，尖得如被暴力削尖了一般。
那裡有一道傷痕般細弱的陰翳，那是看不見的世界裡一場無聲的戰鬥所留下的陰翳。
白色飾巾遮住了那道陰翳的尖端。
“結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為自己買下了那幅畫。
作為一幅畫的價錢，一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
那時我正懷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
丈夫是off—offBroadway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
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
說到這裡，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着問。
“畫并不中意。
”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壞。
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别的目的。
捷克人為畫得到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畫的真正意圖。
”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随着“咔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
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
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
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果畫家沒當成。
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
我什麼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
那畫上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把畫挂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着它過日子。
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
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麼想。
但他沒有說對。
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
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
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于看出租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
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車中，他無法掙脫出來，永遠，真正的永遠。
平庸讓他在那裡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裡，您不覺得可悲嗎？”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麼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沒有沖擊力，什麼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沖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畫，倒有這麼一幅，隻此一幅。
這樣理解可以麼？”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
“什麼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
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
各種麻煩事一個接着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
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允許我省略掉。
那時我什麼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麼，包括那裡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
我從朋友那裡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裡所有東西運到空地，澆上煤油燒了。
‘出租車上的男人’也在裡邊。
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傷音樂？”
她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