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輸了，法官甚至可以判決，你不但要承擔自己的訴訟費，還要支付被告的訴訟費。
即使你赢了，報社還可以把案子上訴。
為此你可能要花費雙倍的費用。
即使你赢了上訴，如果不對訴訟費作出判決，你也會破産。
”
“而且，還會背上黑鍋。
兩年之後，人們早已忘記原先報紙上的那篇文章，而這事在法庭上會被反複提及，還有大量的增補材料和申辯。
雖然是你在起訴，但報社的法律顧問卻會為了其當事人的利益，不斷诋毀你這位誠實商人的名譽，朝你潑大量髒水，有些還洗不掉。
吃這種虧的人，可以說不勝枚舉，雖然赢了官司，卻名譽掃地。
法庭上的所有申辯不必經過證實，都可以印刷出來公布于衆。
”
“那麼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問道。
與大多數人一樣，他隻是聽說過，從來沒調查過。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樣，”律師說，“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沒有财産。
這不适用于你。
在任何情況下，诽謗案都不會得到法律援助。
”
“這麼說來，不管怎麼樣都是我死。
”查德威克說。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
我本可以鼓勵你去打一場曠日持久、費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覺到，我對你最好的幫助，就是指出這種事情真是既危險又坑人。
有許多人頭腦一熱就打起官司，最後落得終身後悔。
其中一些人，一直沒能從多年訴訟導緻的精神壓抑和經濟負擔中恢複過來。
”
查德威克站了起來。
“你很真誠，我向你表示感謝。
”他對律師說。
那天的晚些時候，他從自己辦公室給《星期日信使報》打電話，要求與編輯通話。
一個女秘書接了電話，詢問他的名字。
他報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頓先生有什麼事？”她問道。
“我想與他約個時間，見見他本人。
”查德威克說。
線路上一陣停頓，他聽到打内線電話的聲音。
然後女秘書回話了。
“你有什麼事情要面見巴克斯頓先生呢？”她問道。
查德威克簡單解釋說，他想見編輯，就兩周前蓋洛德·布倫特的文章中提到的關于他的事情，談談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頓先生不能在辦公室會客，”秘書說，“或許，你可以寫封信，他也許會考慮讀一讀。
”
她擱下電話。
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鐵來到倫敦市中心，出現在信使報社大樓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門衛的眼皮底下，填寫了一張會客單，寫上姓名、地址、要會見的人以及事由。
會客單拿走後，他坐下開始等待。
半個小時後，電梯門開了，一位優雅、苗條的年輕人走了出來，身上散發着須後水的香味。
他朝門衛揚起眉毛，門衛則朝比爾·查德威克這邊點了點頭。
年輕人走過來，查德威克站了起來。
“我是阿德裡安·聖克萊爾，”年輕人說道，他把自己的姓發音成了“辛克萊爾”，“巴克斯頓先生的私人助理。
你有什麼事？”
查德威克解釋了署名為蓋洛德·布倫特的那篇文章，說想向巴克斯頓先生親自解釋一下，說文章中對他的報道不但不真實，而且對他産生威脅，可能毀掉他的生意。
聖克萊爾表示遺憾，但不為所動。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為此在擔憂，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與巴克斯頓先生會面。
他是一個大忙人，你明白嗎？我……呃……知道一位律師已經代表你跟編輯交換過意見了。
”
“寫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說，“回信是一位秘書寫的。
信中說，或許可以考慮在讀者來信欄目裡刊登一封信。
現在，我要求他至少先聽聽我這邊的意見。
”
聖克萊爾淡淡一笑。
“我已經解釋了，這是不可能的。
”他說，“目前我們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編輯本人寫封信。
”
“那麼，我能見見蓋洛德·布倫特先生本人嗎？”查德威克問道。
“我認為那沒用。
”聖克萊爾說，“當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師還想寫一封信的話，我敢肯定，我們的法律部會按常規給予考慮的。
否則的話，我就愛莫能助了。
”
門衛把查德威克帶到旋轉門外面。
他在弗利特街旁邊的一家咖啡館吃了一份三明治午飯。
吃飯時，他一直在沉思。
下午，他早早坐進倫敦中心區一座參考資料圖書館裡，那裡專門提供當代檔案和剪報。
他仔細閱讀了最近的诽謗案件的卷宗，發現他的律師并沒有誇大其詞。
有一件案子使他大為震驚：一名中年男子在一本書裡遭到一位時尚作家的嚴重诽謗，他起訴并且獲勝，獲得三萬英鎊的損失賠償費，并由出版商承擔訴訟費。
但出版商上訴了，上訴法院撤銷了原判賠償，讓雙方各自承擔自己的訴訟費。
官司打了四年，面臨破産的原告把案子呈遞到上議院。
上議院糾正了上訴法院的判決，重新判給他損失賠償費，但沒有判決訴訟費。
他赢回了三萬英鎊的賠償費，但五年後的訴訟成本是四萬五千英鎊。
出版商的法律費用與他相似，總共損失了七萬五千英鎊，但這筆金額的大部分是有保險的。
原告雖然赢了，但一輩子也毀了。
打官司的第一年，他在照片裡還是一位生氣勃勃的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