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冊記錄顯示，梅奧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買下的，原業主已經去世。
當初他花四百英鎊買下該房産，是自由産權，沒有抵押憑證，說明他當時能拿得出那麼多錢。
地稅清單表明，自那天起，該房屋就歸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維奧萊特·拉金夫人居住。
記錄上沒有顯示他老婆去世或離開，但地稅清單是不會顯示住戶變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戶，除非是接到後繼住戶的書面通知，但這房子沒有後繼住戶。
海關一直查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證書，也沒發現任何與名叫“維奧萊特·拉金夫人”的人有關的死亡線索。
那個地址也沒有任何人死亡的記錄。
衛生和福利部門的記錄表明，拉金從兩年前開始領取國家養老金，但從沒提出過津貼補助的申請。
退休前，他顯然是個倉庫保管員和守夜人。
還有一點，警長說，他一九五四年開始的個人所得稅報表上面，有一個他之前在英國北倫敦的地址。
漢利翻開書桌上的陸軍部隊存款單。
“也就是說，他曾在英國陸軍服役過。
”警長說。
“這不奇怪，”漢利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五萬名愛爾蘭人在英國武裝部隊服役。
拉金看來是其中之一。
”
“也許他老婆是英國人。
他在一九五四年帶着老婆一起從北倫敦回到了都柏林。
”
“她很有可能是英國人，”漢利邊說，邊把結婚照片推過去，“他與她結婚時還穿着軍裝。
”
内線電話響了，說英國大使館的武官已經到前台。
漢利朝警長點了點頭。
“請把他領進來。
”漢利說。
警長離開了。
道金斯少校是漢利當天最大的收獲。
他穿着條紋褲子，跷着二郎腿，閃閃發亮的皮鞋尖對着辦公桌對面的漢利，靜靜地傾聽着。
然後，他仔細看了一會兒那張結婚照。
最後，他一手拿着放大鏡，一手握着鉛筆，繞到桌子後面，站到漢利身旁。
他用鉛筆尖輕戳照片中拉金臉部上方的帽徽。
“國王重騎兵衛隊。
”他信心十足地說。
“你是怎麼知道的？”漢利問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鏡遞給漢利。
“雙頭鷹，”他說，“國王重騎兵衛隊的帽徽，很清楚。
其他部隊沒有那樣的圖案。
”
“還有什麼嗎？”漢利問。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勳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說，“排在最後的第三枚是勝利紀念章，但中間那枚是非洲星章，從中間穿過的那個杠條來看，像是第八軍。
沒錯。
國王重騎兵衛隊在北非與隆美爾打過仗。
确切地說，是裝甲部隊。
”
漢利拿出三枚勳章。
照片上的是在正式儀式上佩戴的勳章，桌子上是微縮型的，在不穿制服時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說，他瞟了一眼勳章，“瞧，同樣的圖案，還有第八軍的杠條。
”
漢利通過放大鏡可以分辨出，圖案是相同的。
他把陸軍部隊存款單遞給道金斯少校。
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來，他開始逐頁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願參軍，”他說，“很可能是在伯頓。
”
“伯頓？”漢利問道。
“伯頓服裝店。
戰時它是利物浦的一個征兵中心。
許多愛爾蘭志願者都是在利物浦碼頭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裡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
光榮複員。
奇怪。
”
“奇怪什麼？”漢利問。
“志願參軍，與裝甲兵部隊一起在北非作戰，在部隊裡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終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條杠也沒有，連個下士都沒混上。
”他拍着結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說。
“或許他不是一個好兵。
”漢利提出。
“有可能。
”
“你能給我搞點他在戰争中的詳細記錄來嗎？”漢利問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
”道金斯說。
他記下存款單中的一些細節，然後離開了。
漢利在食堂裡吃了晚飯，等待着第二個警長回來彙報。
警長過了十點半才回來，身體疲憊，但收獲頗豐。
“我走訪了十五個認識梅奧路上的拉金夫婦的人，”他說，“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莫蘭太太是隔壁鄰居，她在那裡住了三十年，還記得拉金搬來時的情形。
還有一個郵遞員，現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奧路送郵件。
還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
我剛從那裡回來，所以耽擱了點時間。
”
漢利把身體往椅背上一靠，警長翻開筆記本，從頭開始彙報起來。
“莫蘭太太回憶說，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個鳏夫死了，此後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
隻挂了兩周，牌子就摘下了。
兩周後，拉金夫婦搬了進來。
那時候，拉金大約四十五歲，他的妻子要年輕得多。
她是英國人，一個倫敦人。
她告訴莫蘭太太說，他們從倫敦搬來，她丈夫曾在那裡當一名倉庫職員。
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見了，莫蘭太太認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
“為什麼她那麼肯定？”漢利問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了，”警長說，“消息是從街上一個高級酒吧傳出來的，那裡有一台電視機。
不到二十分鐘，梅奧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議論美國總統遇刺的消息。
莫蘭太太非常激動，她闖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訴他這個驚人的新聞。
她沒有敲門，直接闖進了客廳。
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驚跳起來，迫不及待地把她趕出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