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異處的那位“歐陽昆侖”祇不過是個過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
這個名字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離奇得像是隻會出現在那種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現實裡，“歐陽昆侖”既是幫助家父、家母得以逃離中國大陸、避禍來台的恩人，也是輾轉受家父的雙重身分牽累而枉送性命的犧牲。
在抵台後最初的幾年流徙歲月中，家父隻能透過強迫自己不去回憶的手段來過生活；他和幾個不期而遇的同鄉醵資在台中第一市場外開了一月小雜貨鋪，埋首于秤斤計兩、锱铢必較的商販生涯。
可是他的同鄉合夥人太喜歡齊聚一堂、重溫當年在山東老家的種種情景，彷佛祇有憑借着不斷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還在繼續生活着；也祇有互相描述、争辯着故鄉人事景物、甚至為之塗抹上其實彼此都無法詳加印證的獨特色彩或豐富細節，才算（在精神深處）保有了故鄉的一切。
這種談話使家父逐漸無法承受，他總在即将有人問起：“你是怎麼來的？”、“你是跟着哪一個部隊來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類問題的時候借故逃席。
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空洞——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一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從青島登艦開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瀉不已為止，其間的一切都憑空消失。
當不再能夠和同鄉們不斷地交換記憶以相互慰藉之際，家父的恐懼、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發深陷成一種頑固不可銷解的信仰；在意識或思維的核心，他笃定地認為：正是他這個人的存在，而使得這個世界上有其它的人受難吃苦。
幾乎是以一種不告而别的潛逃方式，趁着某個藉中秋節而舉辦的同鄉宴正熱哄哄、鬧嚷嚷着的時候，家父結清了帳務，取走了自己該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車連夜北上，來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
車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輪黃澄澄的滿月，說：“這月亮老跟着咱們呢！”家父便哭了起來。
當時他完全不能預知：不過數日之後，李绶武翩然到來，以一種猝不及防的手段指點他重新面對人世苦難的勇氣。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份整理、編寫一部《中國曆代戰争史》的工作得以讓家父在接觸其龐大的史料的同時——不斷地發現：在看來已有成敗定論的戰鬥、戰役以至戰争事件背後、還有更長遠的淵源和背景，那些所謂的結果都出于種種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稱為“原因”的東西實則又是另一個更巨大的曆史系統操作下的“結果”……如此層遞相生、輾轉相沿，當家父不得不為謀生而陷入故紙堆中，尋找一個又一個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後，才了解到它祇不過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的線索而已。
這份工作逐漸令家父擺脫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難”的自我折磨——在一個從未經曆過戰亂、流離，從未于去，留一念之間掙紮着背棄了家園、同胞，也從未面臨過任何重大抉擇的我眼中看來，這折磨應該祇是過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開了自己一個悲哀的玩笑罷了。
但是李绶武顯然并不這樣想——對他而言，家父爾後如癡成狂地鑽硏戰争史料的這份療傷工作祇不過是一個更長遠的謀略的一部分。
《中國曆代戰争史》是一個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計劃，即令集結數十百人之力，也很難在可循見的時日之内克竟全功。
然而，家父從上班的第一天起，便祇一個人、一張木質辦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闆釘成的檔案架、一隻由炮彈箱改裝的地圖卷軸桶、一疊十行紙、一杯茶和一個傳令兵——傳令兵不傳他的令，傳的是“《中國曆代戰争史》編纂委員會”的令。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未露過面，家父祇知道李绶武是委員會的召集人——召集人也從未露過面。
露面的祇有傳令兵；他每隔幾天會抱進一大疊少說有尺把厚的資料來，請家父簽收。
所謂“數據”，就是各式各樣的白紙黑字。
大多數的内容可以稱之為“斷爛朝報”式的考古文獻，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統形式的分類或序列出現。
比方說，家父頭一天領到的第一和第二号兩份數據分别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蹇蹇錄》謂：“當國運死活迫于眼前之際，北京政府徒逞黨争，如此兒戲之譴責，使彼不得斷行其計略，并免除其責任。
李鴻——之不幸，實可謂中國政府自殺其國家耳。
””、“英王至穎州，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
未至，奉诏就途中殺之。
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耳。
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謀略。
忠王聞其死，歎曰：“吾無助矣！””家父的職責便是把這兩條沒頭沒尾的文字抄錄在十行紙上，并依記憶（其實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歸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