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懷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參加了省委常委會議。
原來的省革委會，凡是解放軍在“支左”中任職的領導人，現在一律調回了部隊。
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員。
楊同理仍然擔任省委書記，其他人為副書記和常委。
張敬懷和他們從紅衛兵沖散那次省委會議之後，十多年來沒有見過面。
楊同理可是老多了，滿臉皺紋，像蛛網似的，面色油黑，但看來還算健康。
其他委員們，十年浩劫中，也都沒有見過面。
這第一次省委會議，也算是個“見面會”，彼此握過手之後，從感情上講，都想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着呀！”但是誰也沒有說話，劫難之後的沉痛，壓倒了要說話的願望。
“現在開會！”楊同理宣布。
他向長方形的大會議桌掃了一眼，好久沒有說第二句話，好像要哭的樣子。
他壓抑住自己的感情，說：“不是都回來了嗎？什麼也别說了。
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了。
……”
楊同理又看了看會議桌周圍的同志，發現隻缺少一個人，那就是原紀律檢查委員會方一宙書記。
辦公廳那個靠造反起家的“劉司令”，因為他的違紀行為，方一宙處分過他，方一宙在長期的批鬥中，沒有挺過酷刑這一關，去世了。
楊同理說：“原來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
為了他的不幸，我們默哀三分鐘！請大家起立。
”
大家站起來，低頭默哀。
……
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問題。
關于誰抓政策的“拔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和清查“三種人”的問題，沒有定下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實際上造反就是一切，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頓了一段，大見成效。
可是卻來了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亂了套。
現在清理“三種人”的任務還很重，一部分造反派還在台上，“兩個凡是”，還很流行。
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後，楊同理說：“我看由張敬懷同志抓這項工作吧。
誰受過的磨難最多，感同身受，抓得會最緊。
大家同意吧？”
同志們都同意。
楊同理問張敬懷：“敬懷同志，怎麼樣？”
張敬懷說：“我接受任務。
”
張敬懷在翠谷山莊的那些日子裡，兩個造反派搶占的房子被退了出來，小院中間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牆壁，拆掉了。
經過簡單的修繕、整理、粉刷、打掃，樓院又恢複到原來的樣子。
被沒收的幾千冊書籍，也搬回來了。
這是張敬懷最高興的一件事。
辦公廳單主任，又給拉來幾件家具，已經像個家了。
“家”是恢複了。
可是張敬懷和夫人艾榮、女兒勝美的感情，還是難于“修複”。
矛盾還是發生在艾榮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還是艾榮的工作安排和級别待遇問題，夫婦還是沒有解開疙瘩。
第二件事，是關于女兒的入學問題。
勝美已經上初中二年級了。
在縣裡那個中學，教育水平很低，這次回城，艾榮想讓女兒進“育才中學”。
一般高幹子弟，都進這個學校。
艾榮讓他打電話給教育局，把孩子送進去。
張敬懷就是不肯。
艾榮幾乎是吼叫着向他說：“跟你這個首長，好事沒有份兒，你被打倒，我們可都占光了！你對老婆孩子虧不虧呀！”
張敬懷堅持說：“在我這個崗位，就得講黨性，就得按原則辦！”
艾榮說：“去你的原則黨性吧。
你為什麼脫軍裝？你為什麼坐十年監獄？不都是什麼黨性原則的結果嗎？”
此話捅到了張敬懷的痛處。
張敬懷也吼起來：“不許你胡說！”
……
張敬懷暗自傷懷：“家”是有了，可是它還是破碎的呀！
張敬懷隻休息兩天，就上班了。
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來文教那一攤，又兼管了政法這條戰線。
為清查“三種人”和落實幹部政策，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就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
原來專案組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現在還有許多案件等待處理。
辦公廳送來的文件，有一兩尺高，來找他請示、報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絡繹不絕。
白天時間不夠用，人們便在晚上找到他家裡。
有的人談完了工作還不走，總是對他問寒問暖的。
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後從鄉下調回來的，他都認識。
在同這些人的接觸中，他感到有點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鬥他鬥得最狠的，甚至對他拳打腳踢過的，因為上不了“三種人”這條線，不在清查之列，現在對他卻格外親熱。
而那些沒有帶頭造他反的“逍遙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較實事求是的，他恢複工作後，反而對他沒有那麼多“熱情”。
仔細一想，這也不奇怪。
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時，對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劃清界限”最積極，鬥他鬥得也最狠。
而現在對他卻一反常态，表示格外“親近”的，對這類人他都格外小心，對他們講的什麼話，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覺得對他不那麼順從，還常常向他提點不同意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卻比較實事求是的。
現在他官複原職了，和他還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級關系，對這些同志，說話辦事他就比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單主任就向他請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