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本書中的故事冷峻殘酷。

    有些部分你也許會覺得不忍卒讀。

    倘如此，請你放心，有些部分我同樣覺得不忍下筆。

    每當人們問及我的創作時，我已經養成一個習慣，那就是用笑話以及具有幽默效果的個人轶事（這些轶事你不能完全相信；千萬别相信小說家關于自己所說的任何話）繞開話題。

    這是一種打岔方式，美國佬的祖上也許是這樣來回答此類問題的：這與你無關，夥計；與這樣的方式相比，我的回答稍微婉轉些。

    不過，在玩笑的背後，我倒是非常嚴肅地對待我的作品的，而且，自從我十八歲那年寫下第一部作品《長路漫漫》始，我就一直如此。

     對于那些不嚴肅對待創作的作家，我少有耐心；而對于那些把故事一虛構藝術當成本質上陳舊過時的作家，我壓根兒就沒有耐心。

    故事虛構沒有過時陳舊，但它也不是文學遊戲。

    它是我們試圖理解生活和我們見到的周圍的恐怖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

    它是我們回答“怎麼會是這樣的情形呢？”的方式。

    故事有時候表明——并不總是，但有時候——存在某種原因。

     從一開始——甚至在那個我現在幾乎無法理解的年輕人在他的學生宿舍裡開始寫作《長路漫漫》之前——我就感到，最好的虛構既是推進式的，也是狂暴式的。

     它直擊你的面部。

    有時候，它對着你的面部吼叫。

    我從不抱怨文學虛構，通常，文學虛構關注的是平常情境下的非常人物，但是，既作為讀者又作為作者，我倒是更多地被非常情境下的平常人物所吸引。

    我想要在我的讀者身上激發出情感的、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反應。

    使他們在讀書的時候思考不是我的做法。

    我強調這個意思，是因為如果故事足夠迷人、人物足夠逼真的話，一旦故事講完，書被擱置一邊（有時候如釋重負地），思考自會取代情感。

    我還能記得十三歲左右閱讀喬治，奧威爾的《1984》的情景。

    我帶着愈來愈深刻感受到的沮喪、憤怒和侮辱，拼命向前翻頁，盡可能迅速讀完那個故事，可這有什麼過錯嗎？尤其是自從我思考這個問題以來，一直到今天，每當某些政客（我正想到莎拉，帕琳和她那番自高自大的“死亡專家團” 的言論）說服民衆去相信白的就是黑的或者黑的就是白的，而且有所成功的時候。

     以下是我所相信的别的一些東西：如果你正走進一處非常黑暗的地方——比如《1922》裡威爾弗·詹姆斯位于内布拉斯加的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