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堂鋪伏擊戰的戰果頗豐，戰鬥結束後的次日飛至八路軍總部的電報中這樣說：
是役計斃敵森本少佐以下400餘人，汽車180輛全部燒毀，繳獲重機槍2挺，輕機槍10挺，迫擊炮4門，步槍320支，沖鋒機槍12支，短槍8支，步（槍）彈6000餘發，沖鋒機（槍）彈約千發，大衣、軍毯各數百，望遠鏡9個，皮鞋40餘雙，皮包10餘個。
其餘軍用品，因對付敵之增援，當與汽車同燼。
電報還說：繳獲有敵人的重要文件和信件，整理後即送集總。
文件和信件不久就送到了八路軍總部，還附有翻譯稿。
顯然，徐向前是把它們研究了一番的。
彭德懷也對日軍官兵的這些信件發生了興趣，并有了意外收獲。
在這些信件中，日軍一士兵高見安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山西的道路與河北全然不同，差不多都是山嶽地帶，道路也全是石頭，相當受苦，并且當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敵襲。
日軍另一士兵清吉寫給哥哥的信透出了與高見安同樣的感受：
向高高的山頂推上車輛，向水洩不通的敵陣沖鋒前進，整天和饑餓苦鬥，要碰到中國特有的遊擊戰，那就是前進五裡又倒退五裡的戰鬥，真是說不盡的勞苦。
日軍大佐加藤正夫寫給朋友的信中則是一種恐懼和厭戰：
我們的四周都是朱德所率的共産軍，他們利用天險在施行遊擊戰，實在是難戰之極。
同時，他們又善于宣傳，到處都彌漫着反抗我們的氛圍，甚至連村民也群起與我們作對，所以在這種環境中，腦子裡時刻得緊繃着一根弦不可，說不上什麼時候就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