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是那樣的沉重，走得是那樣的戀戀不舍，以緻每邁一步，都讓蔣經國感到一種生離死别的苦痛。
這一刻，蔣經國真正理解了，父親執意要來這裡，不僅僅為了憑吊戴季陶，而是在向成都、向大陸作最後的告别……
第二天上午，成都商業街的勵志社人頭攢動，一向深居簡出、讨厭記者的蔣介石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的記者招待會。
聞訊趕來的數百名記者十分驚訝，弄不清已經山窮水盡的蔣介石何以搞得如此張揚，于是紛紛提問：“請問委員長，共軍已兵分兩路對成都形成夾擊之勢，而且日漸迫近，這是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川西決戰計劃已經放棄或是失敗？”
“處此異常嚴峻時刻，委員長有何良策？”
“據說，自昨天起，兵臨城下的共軍突然停止了進攻。
是不是國共達成了什麼協議，讓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幕在成都重演？”
“劉、鄧、潘昨天宣布倒戈，是不是和平解放成都的預兆？”……
蔣介石對所有的提問充耳不聞，無論是“刺耳”的還是“過分”的，一概不予抨擊或理睬，直到記者們問得沒有興趣了，才輕輕咳嗽一聲，宣布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諸位，我在此鄭重宣布，中正将于近日離蓉赴台，主持革命實踐學院……”
全場一片啞然，隻有蔣介石平靜而低緩的聲音在回旋。
“我早就說過，共産黨是打不垮我們的，打垮我們的是我們自己。
一九三六年，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讓共産黨起死回生；八年抗戰，是日本人幫了共産黨的大忙；而在這戡亂建國的四年裡，黨國陣營裡又出現了許多見利忘義、貪生怕死的不肖之徒。
遠的不說，眼前就有雲南的盧漢，四川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還有郭汝瑰……是他們出賣了黨國！”
蔣介石的聲音因痛苦和激憤而變得越來越尖利。
“不庸諱言，正是由于他們的叛變，使得我們精心策劃的‘川西決戰’流産了！也正是由于他們的叛變，使我們最終認識到，要戰勝共産黨，就必須建立起一支不為做官而畢生擁護三民主義的幹部隊伍！因為我們的黨已失去了靈魂，我們必須重建國民黨！……為此，我們在台北草山創辦了一所革命實踐學院，由我主持校政。
以後黨國的幹部需輪流送去學習、訓練。
這個學院能否辦好，關系到黨國能否新生、戡亂救國能否勝利的大計。
中正去台後，西南反共之重擔，軍事上借重胡宗南長官，行政上仰仗王陵基主席。
諸位，”蔣介石說到這裡，話鋒一轉，“現在雖然形勢維艱，但政府還不是毫無辦法。
請諸君記着我在抗戰時就說過的話，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失敗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失敗。
成都萬一不保，我們還有西昌反共基地。
隻要我們再堅持三個月，整個大陸乃至整個世界都會出現轉機。
因此，我再一次鄭重告訴諸位，曆史上不乏雖經九死一生而最終挽狂瀾于既倒之事實。
随着時間的推移，事實也終将證明，一個浸潤、繼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文化傳統的國民黨，必将取得最後之勝利！”
最後，軍務局長俞濟時十分适時地一聲高喊：“散會！”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結束了。
而解放軍進攻的炮火硝煙，已經濃重地飄入了這座因盛開芙蓉而著稱的錦繡之城。
十二月十日，蔣介石回絕了有人為了他的安全，請他從臨時挖掘的秘密通道離開軍校的建議，凜然說了一聲：“我從正門進來，也要從正門出去！”而後臨刑般地整裝理容，走下黃埔樓。
下午兩點，“中美”号專機在成都鳳凰山機場升空，載着“心底怆然”的蔣介石離開了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個驿站，向着隔山隔海的那個彈丸小島飛去。
四個小時之後，蔣介石再從飛機舷窗向下望去，湧入眼底的唯有茫茫東海，大陸已經看不見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戰役勝利結束。
十二月三十日，人民解放軍在成都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
三天後，即一九五〇年元月二日，毛澤東發出了進軍西藏的指示。
元月六日，劉伯承、鄧小平決定，由二野第十八軍擔負解放西藏的任務。
從此，第二野戰軍——這支在人民解放戰争中先後殲滅國民黨軍二百三十萬人，為偉大而壯闊的人民革命戰争，為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不世功勳的英雄部隊；這支從西北高原的太行山躍進大别山，從大别山挺進大西南的無敵勁旅，又高唱着戰歌，登上喜馬拉雅山！
跨黃河，渡長江，
我們生長在冀魯豫平原太行山上。
鍛煉壯大在中原，
威名遠震東海長江。
祖國處處呼解放，
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
更偉大的崇高的任務号召我們勇敢前進，
解放大西南，
讓毛澤東的光芒照遍祖國的邊疆。
進雲貴，入川康，
保衛西南邊防，鞏固祖國後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
哦，喜馬拉雅，世界的極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