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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定華北 第九章 決戰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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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賭博都輸了

1948年12月24日,當傅作義在北平為他的第11兵團在張家口被殲痛心疾首之時,在南京的蔣介石正陷入内部鬥争的空前危機之中。

     這天,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從武漢發出“亥敬”電,由張群、張治中轉交蔣介石,這是桂系公開逼蔣下野的重大行動。

     與此同時,湖南省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也緻電蔣介石,要求蔣下野以促進和談。

     消息不胫而走,合衆社駐滬記者當日發出了蔣介石即将下野的專訊。

     這無異于一場政治大地震,使風雨飄搖的蔣家王朝雪上加霜。

     蔣介石絕望至極,自北伐戰争以來他還從來沒有這麼痛苦過。

    桂系的力量本不足慮,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後有一股更強大的勢力,那就是華盛頓的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

     早在馬歇爾來華調停之時,蔣介石就與他沒有搞好關系。

    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沒想到在中國栽了跟頭之後,反而官運亨通,一回國就當上了國務卿。

    杜魯門總統對他言聽計從,深深地影響了華盛頓當局的對華政策。

    早在1947年8月,美國人就在考慮讓蔣介石下野的問題,并開始物色新的代替人。

    當時,美國特使魏德邁在蔣介石官邸公然發表了《中國複興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領袖》的聲明,毫不掩飾美國當局對蔣介石的失望。

    同年9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華北視察,目的在于考察當時的華北軍政長官李宗仁是否堪當蔣介石接班人的重任。

    事後,他向馬歇爾國務卿報告說:“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日趨式微,在華北知識分子中,甚至被視為過去的人物,李宗仁則資望日高。

    ”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緻信蔣介石,要求競選副總統。

    1948年春,當李宗仁與蔣介石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孫科的鬥争白熱化時,司徒雷登向馬歇爾報告: 在各個戰場均被迫處于守勢,民心士氣敗壞已極。

    在如此令人吃驚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奮人心的領導,迄今這種領導遲遲未能出現。

    情況日益緊迫,蔣委員長必須做出決定,但他卻囿于成見,未能采取積極改革措施。

    我們認為,用和談解決的辦法,包括促使委員長退出政治舞台,似乎還不能說完全無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戰勝孫科當選為副總統,這是桂系勢力崛起的明顯征候。

    當時,有人說:“在戰場上,蔣介石為共産黨所戰敗;在國大,又為李宗仁所打敗。

    ” 蔣介石視“小諸葛”白崇禧為國民黨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與白崇禧在朝中聯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漢。

     司徒雷登向馬歇爾報告說:“白崇禧被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大概是因為他在選舉中幫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懷疑‘桂系’陰謀反對他。

    ” 白崇禧本來不願去武漢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當“寓公”,蔣介石派說客幾次上門勸其赴任,均被拒絕。

    後來,桂系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黃紹竑出馬,一番點撥,樂得“小諸葛”連忙出山。

     黃紹竑說:“你這幾年在南京,無論官做得多大,不過是籠中之鳥罷了。

    而今,蔣介石放你出去,你還不趕快遠走高飛。

    廣西有幾個軍在華中,你趁早去把它們掌握起來,一旦時機成熟,你讓德鄰(李宗仁)出來主政,倡導和談,豈不是一舉而數善嗎?” 白崇禧坐鎮江城的日子裡,蔣介石進行了兩場賭博:一是投注在戰場上的精銳兵團輸得精光;二是在美國總統選舉上押錯了寶。

     美國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裡恨在心裡,無論杜魯門政府援助多少億美元的軍械,蔣介石還是不能感激杜魯門和馬歇爾。

    正如杜魯門、馬歇爾毫不掩飾對他的失望一樣,蔣介石也對他的“大恩人”十分失望。

    1948年夏天,蔣介石派陳立夫赴美,捐獻大筆資金幫助紐約州長杜威競選總統。

     當時,紐約華人普遍認為杜威将以絕對優勢擊敗杜魯門,這是蔣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

    陳立夫返回上海後,還在《新聞天地》上發表談話,聲稱:“如果杜威當選,将以軍事援助中國,并在進行反共戰争時采取一種非常的辦法。

    ” 不幸的是,杜威沒有當選。

    11月7日,大選結果出來了,杜魯門連任總統。

    蔣介石的賭博又輸了。

     11月9日,沮喪的蔣介石不得不緻信杜魯門,對其當選總統表示祝賀。

    在這封信裡,蔣介石要求杜魯門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作戰目标”的宣言。

    杜魯門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11月28日,宋美齡飛赴美國,使出渾身解數遊說美國朝野人士,企圖力挽狂瀾,使美國當局繼續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戰争。

    馬歇爾和杜魯門對這位東方帝國的第一夫人一點面子都不給,對她以哀求的口氣所提出的要求一概加以拒絕。

     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館放出風來,說:“南京政府今後唯一的出路是與共産黨和談,而蔣介石下野是進行和談的前提條件。

    ” 沒有美國的支持,蔣介石不僅要輸掉戰争,而且他的總統寶座也沒法坐穩了。

    12月17日,他派人告訴李宗仁,說準備下野,并試探李宗仁的态度。

     李宗仁當仁不讓,表示“願為倡導和談主持大政”。

     随後,李、白每天通電話,研究接替蔣介石之後的政策。

    誰料日子一天天過去,蔣介石仍沒動靜。

     白崇禧終于忍無可忍,發出了著名的“亥敬”電,開始逼蔣下野。

     蔣介石不得不考慮“下野”的問題,他當然不會甘心拱手交權給桂系。

    從“前台”隐退“幕後”,再瞅準時機複登“前台”是舊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

    蔣介石深谙此道,此前他曾兩次引退,又兩次複出,把政治玩得溜溜轉。

    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引退之前緊鑼密鼓地做人事安排,為幕後操縱作準備。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逼宮”,又發“亥全”電: 當今之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将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衆擁護和平。

    對方如果接受,借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而兩利也……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為禱!
12月31日,蔣介石邀南京政要40餘人到黃埔路官邸舉行晚宴。

    宴會廳燈火輝煌,聖誕節時的裝飾還沒有拆掉。

    這是蔣家王朝在南京舉行的最後一個盛大的迎新晚會。

    搖搖欲墜的政權使每個人都無法像往年那樣為新年的到來而喜氣洋洋,宴會始終是在沉悶壓抑的氣氛中進行的。

     蔣介石的表情非常古怪,臉上挂着一層虛假的笑容,比哭還要令人難以忍受。

    他在與人碰杯時,沒有一個人敢正視他的眼睛,所有的人都預感到今晚要發生一件大事。

     果然,晚宴結束後,蔣介石闆着面孔說:“現在局面嚴重,黨内有人主張和談。

    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不能不有所表示。

    現拟好一個文告,準備在元旦發表,現請嶽軍(張群的字)先生朗誦一遍,希望各位對它發表意見。

    ” 張群從蔣介石手裡接過文告,開始念道: 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于和平。

    但是,今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達成。

    亦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完全在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于共産黨一轉念之間……隻要中共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讨停止戰争恢複和平的具體方法……隻要和議無害于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隻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由此而破壞,中華民國國體能夠确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緻中斷;軍隊有确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最低生活水準……隻望和平能早日實現,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萦懷,而一唯國民公意是從。

     張群念完蔣介石關于“下野和談”的《元旦文告》,全場鴉雀無聲,一片肅靜。

     蔣介石首先問坐在右側的李宗仁:“德鄰兄對文告有何意見?” 李宗仁毫不猶豫地說:“我與總統并無不同意見。

    ” CC分子谷正綱、張道藩等慷慨陳詞:“總裁不能為謀和而下野,下野必導緻人心渙散,士氣消沉,後果不可收拾!” 蔣介石将目光射向戎裝披挂的黃埔将領,竟無一人發表意見。

    蔣介石大失所望,這些平日将“校長”挂在嘴邊的家夥,關鍵時刻居然一句挽留的話都沒有。

    當谷正鼎聲淚俱下地說“總裁萬萬不可下野”時,蔣介石借機大發脾氣,指着谷說:“我并不想離開,隻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某一派系!” 蔣介石說完,憤然離開宴會廳。

    大家都望着李宗仁,李宗仁将身闆挺得筆直,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

     第二天,蔣介石的《元旦文告》通過報童的大聲吆喝,轟動了整個南京城。

    消息靈通的外國記者早就将這一爆炸性新聞傳向了世界各地。

     同日,蔣介石邀李宗仁談話,說:“就當前局勢來說我當然不能再幹下去了,但是在我離開之前必須有所布置,否則,你就不容易接手。

    請你告訴健生(白崇禧)要明白這個道理,制止湖北、河南兩省參議會不要再發表通電,以免動搖人心!” 新年的第一天,京滬一帶盛傳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是桂系“逼宮”所緻。

    

瞄準天津

拿下新保安和張家口之後,毛澤東的目光由西頭轉向東頭,盯住了塘沽,這是他關于“先打兩頭,後取中間”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塘沽是華北國民黨軍東逃的海上通道,也是平津地區軍用物資補給的重要基地。

    由第17兵團司令官侯鏡如指揮第87軍及幾十艘艦船駐泊港口,協助陸上防禦和随時準備運輸陸軍撤退。

     西逃之路被堵死之後,實際上就隻剩從塘沽東逃海上這一條路了。

     毛澤東多次向林、羅、劉指出:“以主力殲滅蘆台、塘沽之敵,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則全局勝算在望”,“隻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如塘沽之敵很多則監視之,不多則相機殲滅之。

    此舉務望迅速,以防平、津、通、唐諸敵向塘沽集中,從海上逃跑”。

     在西線的新保安戰役打響之時,毛澤東對東線的“攻塘戰役”也做了具體部署。

    1948年12月21日,他緻電林、羅、劉:“攻擊塘沽的遲早,以我軍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擊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鎖塘沽來作決定。

    如果不能完全封鎖,該地敵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險(據外國通訊社報道,國民黨有一批軍艦在塘沽附近),則我軍應不惜疲勞,争取于盡可能迅速的時間内殲滅塘沽敵人。

    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鎖,敵人無法逃跑,則可從容部署攻擊,不必性急,大體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奪取塘沽即可。

    ” 在孟家樓的林彪首先也把東線的重點放在打塘沽上面,西線的新保安戰役打響後,他即以林、羅、劉的名義緻電第7縱隊司令員鄧華、政委吳富善: 一、塘沽戰役,由你們擔任統一指揮; 二、盼迅速查明塘沽地區敵人兵力和決定我參戰兵力(大約按兩個師打敵一個師計算); 三、盼逼近敵人,偵察地形,選擇突破口和規定近迫作業的處置。

    
随後,林彪決定以第2縱隊、第7縱隊、第9縱隊及第10縱隊第29師,共10個師的兵力攻打塘沽。

     鄧華受領任務後,帶各參戰部隊首長實地偵察敵情、地形,發現那一帶河溝縱橫,多為鹽田草地、潮濕泥濘,不便于大部隊展開。

     12月25日,鄧華緻電林、劉: 東為渤海、南為海河,我無法四面包圍,炮火亦很難封鎖海口,敵可背海頑抗,實難斷敵退路,全殲敵人……此次為我們入關第一個大仗,故必須慎重從事,充分準備。

    
林彪向來反對“打莽撞仗”,他經常對部隊灌輸“四快一慢”的戰術原則,這個“一慢”就是“對已完成防禦準備的敵人總攻擊開始的時間要慢,充分準備之後再攻擊”。

    鄧華的電報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決定派劉亞樓親自赴塘沽前線實地考察。

     劉亞樓于26日抵達塘沽前線。

    原定次日便發起戰役,劉亞樓偵察完敵情、地形後,又了解了三個縱隊的戰前準備情況,認為應緩攻塘沽。

     此時,華北軍區參謀長趙爾陸向林、羅、劉報告:“據諜息,平津敵突圍征象甚多。

    ” 林彪面對這一複雜的軍事形勢,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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