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天晚上傅作義設宴招待鄭介民，師以上軍官均出席。
鄭介民作了簡短的講話，說：“總統非常關懷大家，現在處境雖然艱苦，但希望在傅總司令指揮下，效忠黨國，恪盡軍人天職。
” 蔣介石确實對傅作義還抱有幻想，他在給北平将領們的信中，無一例外地要求他們“無論如何，要聽傅總司令的命令”。
蔣系軍隊中有許多蔣介石豢養多年的忠實走狗，他們刻骨仇恨共産黨，對傅作義與中共和談非常不滿，但是，最終沒有一個人敢于反抗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的行動，不能不說蔣介石的這些信也有一分“功勞”。
當鄭介民在中南海舉杯恭維傅作義之時，周北峰、張東荪已在西山的一個大院裡與東野第2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會談。
程子華開門見山地說：“傅作義将軍難道還想用當年守涿州的辦法守北平嗎？” 周北峰連連擺手：“傅将軍對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真的有誠意。
” 程子華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招呼人熱情款待。
周、張二人從清晨出城，通過國、共兩軍的好幾道封鎖線，在凜冽的寒風中提心吊膽了一天，這時總算輕松了。
周北峰在抗戰時與程子華打過好幾次交道，彼此相見少不了舊事重提。
吃完飯，程子華和周、張圍着暖烘烘的火爐縱論從抗戰到目前的時局演變，都有一番感慨。
第二天清晨，程子華讓劉參謀帶一個班乘卡車送周、張繼續上路。
下午4時，安全抵達孟家樓附近的八裡莊。
一下車，迎面碰到李炳泉，周北峰愣住了。
“你？面熟得很，好像見過。
” “我是《平民日報》的李炳泉，上次就是由我陪崔載之先生來和談的。
現在由我負責招待您與張先生。
” “原來你是中共地下黨員，我早該想到了。
”周北峰恍然大悟，“那次報道美國兵強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你最活躍！” 李炳泉熱情地将周、張二人迎進一所地主宅院，屋裡爐火正旺，飯菜很快就準備好了。
雖是農家的粗茶淡飯，但對于凍得手腳僵硬的兩位“使節”來說卻十分溫暖舒暢，頗有回鄉訪故裡的味道。
這一夜由李炳泉介紹情況，周北峰也談了傅作義的思想變化。
那次崔載之無功而返，有兩個原因使傅作義不願再談下去：一是解放軍大舉圍殲新保安和張家口的傅軍；二是12月25日，新華社發表中共權威人士談話，公布了43名頭等戰犯的姓名，傅作義的大名也赫然列入其中。
元旦那天，毛澤東電示平津前線司令部，令北平地下黨派可靠人士當面向傅作義講清六條意見： 甲、目前不要發通電。
此電一發，他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布，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隊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隻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
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并保存其部屬。
丙、允許傅氏編兩個軍。
丁、傅緻毛主席電，毛主席已經收到。
毛主席認為傅氏在該電中所取态度不實際，應照上述甲、乙兩項辦法進行方可實際，方能為我方所接受。
戊、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
己、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對的，今後亦不應去南京，否則有被蔣介石扣留的危險。
毛澤東在電報中提到民盟副主席張東荪教授，這是張參與談判的原因。
林、羅、聶三人接到上述電報，經慎重考慮，決定派李炳泉回城找崔載之和李騰九，由他們引見，當面将毛澤東的六條意見向傅作義轉達。
這就是傅作義派周北峰少将前來談判的直接原因。
1949年1月8日，林彪、聶榮臻正式與周北峰、張東荪談判。
“這次你們來了，我們很歡迎。
”聶榮臻望着周北峰，說，“你看傅作義将軍這次有誠意嗎？” “傅先生已經看清了形勢，”周北峰誠懇地說，“這次叫我來主要是看解放軍對和平解決有什麼條件。
” “條件很簡單嘛！我們要求貴方停止抵抗。
”聶榮臻詢問道，“你是單談北平問題呢，還是傅統轄的全部部隊和地區？” 周北峰回答說：“談全面的問題，包括平、津、塘、綏的一攬子和談。
” 聶榮臻點了點頭，沉默片刻後突然問：“傅先生是否還準備困獸猶鬥，用當年守涿州的辦法，在北平負隅頑抗？” 周北峰連忙說：“傅先生這次叫我出城商談是有誠意的。
這是大勢所迫，人心所向，隻有走這一條路。
當然在具體問題上，還可能費些周折。
” “傅作義先生對和談有什麼具體意見沒有？”聶榮臻問。
“傅先生讓我談清以下四點：一是平、津、塘和綏遠一起解決；二是平、津等地允許其他黨派和報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參加；四是軍隊不要用投降方式解決，可調到城外用整編的方式解決。
” 聶榮臻聽了這四條意見，一時不好作答，說：“今天就談到這裡，明天我們繼續談。
” 1月9日，林彪和羅榮桓都親自出馬了。
聶榮臻首先讓周北峰發言。
周北峰将昨天提的四條又說了一遍，并說：“希望能釋放新保安、張家口被俘人員，寬大處理，不作戰俘對待；希望對軍中行政文職人員和工勤人員要妥善安排工作，給予生活出路；希望對傅部所屬軍政人員過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負責。
” 林彪沉思片刻，然後慢條斯理地說：“我們的意見是：所有軍隊一律解放軍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區化。
在此前提下，首先解決平、津兩市的問題，由傅作義将軍下令把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開赴指定地點，采用整編方式，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對傅作義不作戰犯對待，保全傅和部屬的私有财産，并在政治上給他們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張家口的被俘人員一律釋放；對傅作義的部屬一律不咎既往，凡願參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當的工作，願還鄉者，發足路費，填發證明，資遣返鄉，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視。
” 聶榮臻又談了一下全國的軍事形勢以及傅作義的處境，說：“傅作義将軍除了放下武器，還能為人民做好事外，别無出路，希望轉告傅将軍早下決心。
” 周北峰和張東荪聽了林、聶的話，露出了笑容：“把軍隊開出平津改編成解放軍是個好辦法，我們料想傅先生一定能夠接受。
” 這天中午，擺了一桌豐盛的酒菜，林、羅、聶陪周、張共進午餐，氣氛十分友好。
次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全殲了被圍困在陳官莊一帶的杜聿明集團，長江以北隻剩孤立無援的傅作義集團了。
林、羅、聶再次與周、張談判，由劉亞樓參謀長親自做記錄。
這一次會談，還專門擺了一個雖不正規但還說得過去的會場。
雙方就軍隊如何改編，軍政機構如何接管，人員如何安排等進行了協商，并形成了一份《談判紀要》。
林彪、羅榮桓和聶榮臻首先簽字，随後周北峰簽字。
張東荪說：“我是民盟成員，不代表傅作義，隻做中間調解人和見證人，就不簽字了。
” 在這份《談判紀要》上還特别注明了1月14日為傅作義答複的最後期限。
1月11日，周北峰準備攜《談判紀要》回城，劉亞樓叮囑道：“你們回去的路上要小心，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發生意外，最好縫在衣服裡面。
” 這次談判雙方始終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沒有發生激烈争執。
林彪對周、張二人很滿意，想送一點禮物給他們作紀念。
當時，周、張急着要走，那一帶是農村，買東西不容易。
聶榮臻提醒說：“你們在東北打了那麼大的勝仗，有戰利品沒有？” 參謀處長蘇靜和副科長王朝綱正好有兩雙高筒皮靴，那是打錦州時繳獲的，還沒有舍得穿，于是主動拿出來送給了兩位和談代表。
“這次談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1949年1月11日傍晚，解放軍用汽車将周北峰、張東荪護送到北平郊區的清河鎮。張東荪是燕京大學教授，校園處于解放軍的防區，當晚，解放軍将其送回燕京大學。
周北峰怕夜晚通過國民黨軍封鎖線有危險，當夜留宿于清河。
翌日清晨，周北峰在解放軍王參謀的護送下抵達燕王城，那裡可以看得清雄偉的德勝門箭樓。
王參謀說：“前面就是你們的防區，祝你平安回城。
” 周北峰與王參謀揮手道别，轉身朝德勝門走去。
大約走了半裡路，幾顆子彈突然從頭頂呼嘯着飛過，周北峰連忙卧倒，發現路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茅草屋，門口坐着一對老夫妻，于是朝茅屋匍匐前進。
“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裡來啦？”老頭問。
“我是燕京大學的教師，想進城回家看看。
麻煩您到前面打聲招呼，讓他們别打槍。
” 老頭猶豫了一下，朝戰壕走去，國民黨軍認識他，沒有開槍。
不一會兒，老頭轉身招呼周北峰過去。
周北峰來到戰壕邊，兩個士兵端着上刺刀的槍，厲聲喝問：“進城幹什麼？” “回家。
” 士兵将他帶進指揮所，一個軍官叼着紙煙盤問了半天。
周北峰一聽軍官的口音心裡叫苦不疊，原以為德勝門是傅系部隊的防區，傅系的基層軍官清一色全是察、綏人，可眼前的這個軍官卻操南方口音，顯然是蔣系部隊。
那軍官問不出什麼問題，開始搜身，令周北峰将衣服全脫掉僅剩内衣，而那份《談判紀要》正好縫在内衣裡面，如果不是劉亞樓提醒，這會兒就出大亂子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那軍官将所有物品扣下，“路邊有地雷，走中間直達德勝門。
” 周北峰一回到家就挂電話給王克俊，報告已平安返回。
幾分鐘後，王克俊來電話說：“總司令讓你立即來，衣服也别換了，這裡為你準備飯。
” 周北峰乘一輛有特别通行證的小汽車，徑直開進中南海居仁堂。
剛下車，正巧碰到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兩人都很不自然地打了聲招呼。
顯然，周北峰奇怪的衣着引起了特務的懷疑。
傅作義和王克俊一見周北峰，便急切地說：“不是說簽了個協定嗎？快拿出來。
” “不是協定，是《談判紀要》。
”周北峰解開内衣，取出文件。
傅作義一看，臉色大變，不住地歎氣，顯然他不滿意。
“最後一條是必須于1月14日前答複。
”周北峰提醒道。
傅作義背着手在房中來回踱步，一言不發。
王克俊和周北峰摸不準傅作義的心思，站在一旁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你先電告中共，已平安回城。
”傅作義對周北峰說，“這份文件，過兩天再說。
” 就在傅作義為作出最後決斷舉棋不定之時，綏遠省主席兼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來到了北平。
鄧寶珊和馬占山在關鍵時刻為推動傅作義邁出最後一步起了重要作用。
傅作義對共産黨缺乏了解，他對兩位義兄說：“我們過去一直與中共為敵，現在響應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可以受到寬容和優待，這是戰時政策，會不會是一種權宜之計呢？将來成立了政府，會不會老賬重算，把我們作為戰犯或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懲辦呢？” 鄧寶珊在抗戰時與延安來往頻繁，他說：“我認為中共是可以信賴的。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個人得失進退當在其次，北平有幾千年的文物古迹，經不起戰争蹂躏，否則我們便是千古罪人。
” 傅作義聽了此話，不住地點頭：“我以前擔心的是将士們的前途。
他們追随我多年，沙場征戰，滿腔熱血，在此危急存亡之時，不能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否則，将士們心寒啦！” “察、綏将士的利益與整個民族利益相比，有若河伯見海若，宜生當有大海之胸懷，舍小節而取大義。
”鄧寶珊進一步開導道，“宜生若當斷不斷，不僅北平古都要毀于戰火，十幾萬察、綏将士也将玉石俱焚，到那時再來談他們的利益就追悔莫及了。
” 傅作義終于被鄧寶珊說動了，決定派鄧寶珊與周北峰一同出城與解放軍進行第三階段談判。
此時，天津外圍戰事逐步升級，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不斷來電請示對策。
傅作義的參謀長李世傑回答說：“正在與共軍談判，再等幾天